第4章 百家之言，百种人生(3)

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

如果说《大学》是指导人实现政治理想的启蒙书，那么《中庸》便是指导人实现完美修养的启蒙书。《中庸》的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中庸”和“诚”这两个范畴上。

何谓“中庸”？“中庸”并不是“中立、平庸”，而是“执中、中和”的意思。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是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精神的传承，是对儒家学者世代相传的“忠恕之道”的发展，其主旨在于通过自我教育，达到“至诚”的境界。

“诚”是充分表达个人的本性，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去做，若能充分发展天性的诚，便是“教”，便是“诚之”的功夫。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政治和伦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从论述的角度出发，两者却有不同的着重点。

《大学》比较通俗平易，强调各种伦理规范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意义，实践性很强；《中庸》比较高深微妙，把这些伦理规范提升到了天人关系的高度加以考察，思辨性很强。

《大学》和《中庸》都是儒家学派的经典代表著作，长处都在于方法明白、条理清楚。数千年来，这两部著作已成为无数仁人志士初窥儒家之门的必读书目。

◎大学（一则）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1]；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2]；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3]。致知在格物[4]。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注释】

[1]齐其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

[2]修其身：修养自己的身心品性。

[3]致其知：使自己获取知识。

[4]格物：认识、研究万事万物。

得人心者得天下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生的年代，恰逢周王朝的最后阶段：国家四分五裂，诸侯争霸。

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孟母守节没有改嫁，对他要求十分严格。

最初，孟子一家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就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学着大人跪拜、哭号的样子，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孟母看到了，就皱起眉头说：“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便带着孟子搬到市集旁边去住。

到了市集，孟子又和邻居的小孩学起商人做生意的样子，一会儿鞠躬欢迎客人，一会儿招待客人，一会儿和客人讨价还价，表演得有模有样。孟母听说后，又皱皱眉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他们又搬家了。

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孟子开始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喜欢读书了。这个时候，孟母很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

后来，人们就用“孟母三迁”来表示人要接近好的人和事物，才能养成好的习惯。

孟母的教育，深深地影响了孟子。因为深信人性本善，所以孟子不主张被动和逼迫的教育。他认为，教育的宗旨只是要使这本来的善性充分发挥，因此提倡自觉自发的教育。

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和禽兽的差异就那么一点儿，一般人抛弃它，君子却保存它。教育只是要保存这“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人性罢了。

孟子还将教育比作“有如时雨化之者”，认为不耘苗不好，揠苗也不好，最好的是及时的雨露。也就是说，标准的教育虽是自动的，却不可没有标准。

他说：“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前人出了多少力气，才制定出这种种标准。我们用了这些标准，便是不劳而获了前人的益处，这才是标准的教育法，才是教育的捷径。

总的来说，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他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和人相互关系的行为，都是伦理的行为。所以，他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他还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凡是人力所不能做到的事，孟子都归结为天的作用。

孟子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因此，他主张人应顺从地接受天的安排，做到“乐天”“畏天”“事天”，由此可见，孟子的哲学思想颇具客观唯心主义的味道。

◎仁政才是保障

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下，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一直是孔子学说和理想的强大支持者。他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仅游历于宋、滕、魏等国，还曾在齐国为卿。

民心的向背是孟子十分重视的，因此，他的政治哲学带着很强的民权意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意思是说，百姓最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和谷神的重要性要低于百姓，而国君的重要性最低。因此，得到百姓拥戴的人能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的人能做诸侯国的国君，得到诸侯国国君信任的人能做大夫。

孟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政治观点，是因为他的学说的出发点是“性善论”。孟子把个人看得十分重要，相信人生来都有一种不忍人之心和种种“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称“四端”。他认为，有的人可以扩充“善端”，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

因此，孟子同时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并提出这主要在于人的主观方面。做人的确不容易，但人的崇高性和自身价值就体现在这里，所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说。

孟子主张以德治天下，即德治，提出了“仁政”“王道”等观点，并使之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应用于政治，认为百姓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便能引导人们向善，就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他对当时的君主说道：“你好色没关系，好货没关系，好田猎、好游玩、好音乐都没关系。但是你好色时，要想想国家的怨女旷夫们；你好货时，要想想那些穷苦的百姓；你好田猎、好游玩时，要想想天下有多少父子不得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总之，你要善推其所为，要实行仁政。”

对于如何推行仁政，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也就是说，凭借武力又假借仁义的人可以称霸天下，所以称霸者必须具备自身是大国的条件。依靠道德而施行仁义的人也可以称王天下，但不一定必须是大国。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国土面积称王天下，周文王凭借一百里面积的国土称王。用武力让别人屈服，别人未必是真心屈服，只是力量不足以反抗罢了；用道德让别人顺从，别人才会心悦诚服地顺从。

不过，当时的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期望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统一，所以，孟子的这种德政学说，被统治者认为是“遇远而阔于事情”，根本不可实行。最终，孟子选择退而著书，与弟子们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书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语言和政治观点，是儒家的经典之作。其文章气势充沛，说理畅达，并长于论辩。孟子也终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因孔子是圣人，所以世人尊称其为“亚圣”，将两人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一则）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三里之城，七里之郭[2]，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3]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4]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5]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注释】

[1]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指适合出兵打仗的时机、气候等；地利指山川险要，城池坚固等有利条件；人和指人心的团结与和睦。

[2]城、郭：城指“内城”，郭指“外城”。内城和外城的比例一般是三比七，因此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3]委：放弃、弃城。

[4]域民：限制百姓。域，本指界限，这里引申为限制。

[5]畔：同“叛”，背叛。

贱民的博爱

◎平民教父的哲思

墨子，姓墨名翟，是我国春秋末、战国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关于墨子的出生地，一直都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

出身平民的墨子，是小工业者的代表，他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他属于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墨子始终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

墨子主要在鲁国活动，又生活在孔门学说正盛的时期，所以他的思想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他曾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尚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他渐渐不满儒家“礼”的烦琐，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讲究祭礼丧礼。他说：“不信鬼神，却要学祭礼，这不是没有客却行客礼吗？这不是没有鱼却下网吗？”

最终，他舍弃儒学，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也是先秦时代唯一能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相抗衡的“世之显学”。

墨家与儒家的根本不同，在于两家的哲学方法和“逻辑”。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墨子的方法却恰与此相反，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比如，造一所房子，墨子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才能知道“怎样做”。知道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才会知道该怎样布置构造，使其能避风雨寒暑、分别男女内外。

或许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墨子的思想总体而言，可以看成一种平民哲学。墨子在他的体系中，始终以下层的普通民众作为原点，进而衍生出其他。墨子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作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

在墨子看来，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为依据。对于学习得到的知识，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这种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方法，使得墨子的认识论在我国古代哲学领域里独树一帜。

墨子的弟子众多，他们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特别重视艰苦实践，服从纪律。《墨子》一书是墨子的学生对他思想言论的记录，现存五十三篇。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

◎用爱拯救世界

墨子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那么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人们不“兼爱”，一个是天下人没有正确统一的思想为指导。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墨子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不会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其中，“非攻”的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百姓反对战争的意向。

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而百姓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不辞劳苦、热心救世的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他看见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不仅积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将其付诸实际。

位于长江中游的楚国，地广人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而在它北部的宋国则是个人寡地少的小国。当时的楚王请巧匠鲁班制造了云梯等攻城器械，准备攻打弱小的宋国。墨子得知这个消息后，一面派自己的三百多弟子带着守城器械去宋国支援，一面风雨兼程，步行了十天十夜赶到楚国都城，劝说楚王停止对宋国的侵占。

他见到楚王后，先作了个比喻，说：“现在有一个人，舍弃自己华丽的车子不坐，倒想着去偷邻居的破烂车子；闲置着自己的锦缎绸衣不穿，倒想着去偷邻居的简陋粗布衣裳；放着自己的精美肉食不吃，却想去偷邻居的糟糠野菜。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楚王回答说：“这一定是一个盗窃成性的人。”

墨子接下来就对楚王说：“那现在准备攻打宋国的楚国行为与那个盗贼的行径又有什么两样呢？和楚国相比，宋国不过是破烂车子、粗布衣裳、糟糠野菜而已……”

一席话说得楚王无言以对，但是楚王并没有放弃攻打宋国的念头。他说：“鲁班已经为楚国造好了云梯，正等着我用呢！”

这时墨子解下身上的带子，将其围成城墙的样子，再用一些筷子当守城的器械，让楚王看着他与鲁班演习攻城之战。

经过了九次攻和防，鲁班都“战败”了。鲁班已经用完了自己的攻城之术，而墨子守城的办法还有很多。看到这样的结果，楚王只好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

一个朋友看到墨子一生慷慨好义，便劝他道：“如今天下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何苦这样尽力去做呢？我劝你不如就放下不要做了。”

墨子回答说：“这就好比一个人有十个儿子，九个都好吃懒做，只有一个尽力耕田。吃饭的人那么多，耕田的人那么少，那一个耕田的儿子便应该格外努力勤奋才好，否则大家都会饿死。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那你更应该劝我多做些才好。为什么反来劝我放弃呢？”

墨子言行颇多，但其学说充满了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他思想中合理的因素，被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余下的神秘主义部分，也被秦汉以后的神学家吸收和利用，影响深远。

◎墨子（二则）

若使天下兼相爱[1]，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2]？

无言而不信，不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3]。

【注释】

[1]兼相爱：互爱互助。

[2]“若使”句：假如天下都能相亲相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还能有不孝顺的人吗？

[3]“无言”句：没有什么话是不诚实的，没有什么恩德不报答，你送给我桃子，我回报你李子。

万物与我为一

◎超越贫困的人生

庄子一生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很多，但是可以考证的很少。他本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人，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子学派创始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后世常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