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历史照进现实
卖国的罪名和太后的面子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拉着皇帝西狩，一溜烟跑到了西安，派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跟洋人谈判。西太后深知这回拳乱之祸，惹大发了，十分担心联军会扶奕劻称帝，干脆丢开他们娘儿俩，另立政府。所以，把奕劻的家眷，全给扣下，作为人质。
当然，当日的谈判，说了算的是李鸿章，洋人也只乐意跟他一个人打交道，奕劻只是一个配角，而且他自己断没这个胆儿，想要自立为帝，当然洋人也没这个意思，是老太婆自己心虚，过虑了。原本，列强们是打算把西太后给解决掉的，最初祸首名单，第一位就是这个老太婆。但是发现这个老太婆到了西安之后，各地督抚依然买她的账，逃亡政府也是政府。列强一时半会儿，又没有吃下中国自己来管的意思，所以，为保留中国政府计，西太后这个祸首，就只好放弃了。
辛丑议和的难度在于，谈判的对手太多，对方胃口又大。不仅有十一个国家的政府，还有各自的军方、教会。众口难调，直把个李鸿章累得心力憔悴，奄奄一息。如果说对方有点让步的话，也绝非谈判的中国代表所能左右，压力仅仅来自西方列强的国内。毕竟，20世纪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人道的思潮今非昔比。列强对落后国家过于放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辛丑条约》的最后文本，最终电告西安的西太后时，还是引起了这位老太婆的强烈不满。赔款数目太大，惩办罪魁波及范围太广，给事变中被打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碑，太丢脸面。扩大使馆区，外国驻兵，将六部的一部分——翰林院，甚至满人的堂子（萨满祭祀用的）都划了进去，也实在过分，等等。荣禄在旁边劝，西太后依然发飙不止，一个劲儿地骂谈判的人，只知道让她让步，不知道跟列强据理力争。最后居然说，你们让皇上定吧，我不管了。当然，光绪是不敢接茬儿的。西太后又说，我不管，皇上也不管，你们自己管吧，将电报稿掷之于地，不说话了，任凭荣禄磕头如同鸡啄米。
事情僵了，但北京这边是不能再谈的，时至今日，断然没有让洋人让步的可能，如果再议，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李鸿章、奕劻知道，这边主持军机处的荣禄也知道。想来想去，荣禄感觉西太后其实跟自己一样，也知道这事非答应不可。当日她老公只不过逃到热河，就人家说什么，答应什么了。这回祸是她自己惹下的，没追究她的责任，就已经便宜了，这么精明的老太婆，焉能不知里面的利害？眼下不肯，无非是“答允”两字，说不出口，或者不便说出口而已。甚至不惜冒风险让光绪说，自己也不肯说。此时的中国，也已经进入20世纪，尽管愚民可以被顽固派利用，闹起义和团，但60年的开放，毕竟有了一批明白人。上海租界里的报纸冷嘲热讽，矛头直指老太婆。老太婆也知道这回北京被占，北方大乱，就是自己的过错。已经错了，和约就是因错而造成损失，不只看了肉痛，而且好像就是在骂她。所以，一个“允”字，无论如何，不好说出口。退而言之，就是卖国，罪名也得臣子来担。
说不出口，和约也得签。没办法，过两天议事，荣禄假装先说别的事，然后轻轻提了一句议和电稿之事，说是这事已经请示过了，奴才下去再改改如何？西太后当然明白什么意思，沉默半晌说，如此也好。荣禄下去之后，根本就没改，把电稿文本交给内奏事处的太监，呈西太后和光绪，不久，上面传旨下来：知道了。荣禄心领神会，再发电给北京谈判的人，就算上面通过了。于是，辛丑议和告成。中国不仅背了四亿两白银的赔款，而且北京核心区外国驻兵，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外国驻兵，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基本的象征，剩不了多少了。西太后的面子，仍然没有保住，舆论还是一个劲儿地嘲讽。1903年回銮之后，为了讨各国公使的好，西太后经常把公使夫人请到宫里或者颐和园玩，吃请而且送好些古玩。但是公使夫人往往不懂得给太后留面子，说着说着，就扯到义和团上去。太后只好装聋作哑，装不过去了就说假话，说她当时也身不由己，义和团已经控制了北京，控制了紫禁城。言外之意，她这个霸气冲天的太后，当时已经做了义和团的俘虏。
再牛的人，哪怕是皇太后，犯了错，丢了人，想不担责任，恐怕没戏。当年西太后对于辛丑议和，实际上是不乐意签约，但报纸上却传她急于议和，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还说她说过，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再后来，人们都信报纸的。
谁的财产是安全的
偶然到积水潭医院，发现这所北京很有名的医院前身是一座王府，人称棍贝子府花园。在棍贝子住在这里之前，王府已经三易其主，分别由亲王、郡王和公主所有。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北京的多数王府，都有易主的历史。在那个时代，即使贵为王公贵胄，权倾朝野，跟皇帝关系密切，只要风云突变，失了势，就会从云端坠落到地上，纵使可以保住小命，家产和府邸则都没了。至于非贵族的官员，就更没有保障，得势时，烈火烹油；落难时，残汤剩水。红楼梦里《好了歌》唱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这种盛衰变化，在当年的官场，是常见的。任何朝代的官场处罚，都有规矩，都有法度，但只要开罪了皇帝，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就什么法度和规矩都不讲了。没有人敢说有朝一日落难了，他会得到公正的对待。
虽然说，在清朝，官员的收入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灰色地带，但也不能说，他们就没有合法收入这回事。可一旦在政治斗争中失了势，抄家籍没，谁去区分这些呢，还不是抄个干净，扫地出门。命大的，没有掉脑袋，从流放地回来，原来的家，已经变成人家的府邸了。
虽然说，中国的帝制时代，在具体的案例中，都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但是，只要皇帝高兴，要征收私人财产和土地，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是一种普遍的信条，更是一种法律之上的法律。至于贵族和官员，尽管在财产占有方面，跟平民百姓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和便利，但从理论上讲，他们的财产，都属于皇帝的恩赐。既然可以赐予，当然就可以夺走。事实上，所有人的财产，在理论上的最终归属权，都不是他自己，代表国家的皇帝，想要，就可以拿走，也拿得走。明初的富商沈万三，原本是拍朱元璋的马屁，为朱家作贡献，没想到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落了个抄家发配。也就是说，没有罪，有功，也一样可以剥夺你。在秦汉之际，成千上万被强行迁徙的富户，个个都是沈万三，被剥夺，没有道理可讲。
所以，尽管中国人的历史很长，文明悠久，但很少有家族可以把家业传下来，连家族谱系的传继都不可能。能把家族谱系包括府邸传下来的家族，在中国只有两家，一是孔子，二是张天师，都是由于特别的宗教和道统的原因。每个朝代，皇帝随意剥夺别人（包括他的家人，亲戚），最后改朝换代，皇帝也被人整体剥夺。
财产没有保障，是中国专制制度的一大弊病。从局部看，是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但就总体而言，是所有人剥夺所有人，所有人被剥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幸免。清朝盛期的和珅，得到了清朝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不衰的宠信，自己权倾朝野，但人缘奇佳，讨所有有实力人的好，又跟皇帝结成儿女亲家，最后还不是落了个抄家籍没，堂皇的府邸，变成了别个的家园，今日走进去的人，看到的门匾是“恭王府”三个字。沧海桑田的变迁，是自然的力量，但世界上人事枯荣的沧海桑田，却是人为的结果。所有人的努力，造就了一个人人都受损的制度，每个人都陷入其中，无知无觉，连挣扎的尝试都没有。
孔子云，有恒产者有恒心。但在帝制时代，没有什么人会保住他们的恒产，也就是说，除了孔家和张天师家的后人，所有人的恒产都是空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是不安全的，因为他们没有可以依赖的私有财产。而代表国家剥夺所有人的皇帝，一旦被推翻，也一样家产飘零，家族星散。过去，人称中国历史治乱交替，其实有两层含义，一层说的是宏观，一层说的是微观，一家一姓，也是治乱交替，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没几天。
这样的世界，当然不是平民百姓的天堂，但对于有权有势者而言，也一样是地狱，尤其是当人为的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出路，只有一个，走出专制的逻辑，走出专制的怪圈。
吃空饷的今与昔
新华社消息，贵州思南县最近清理机关和事业单位吃空饷现象，一共清理出236人。“‘吃空饷’现象表现在在编不在岗、死亡不注销、调出不下编、留职不停薪、虚报工资表、冒领养老金等方面。思南县清理的236人中，离岗后照样领取工资的时间最长的超过10年，‘吃空饷’问题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12月18日，新华网）一个不大的县，居然有两百多人的空饷可以吃，包括已经死亡的幽灵官员，名下的工资却一直在发放。吃空饷的实质，是冒领。有些是已经离岗的人员，由于来头大，离岗不离薪，工资照拿。还有一些则是由小单位把已经调离甚至死亡人员的工资领出来。总之，是大家一起吃国家财政，冒领，冒吃。这种事在其他地方有没有？肯定有，据我所知，在全国各地，这样的单位相当多。
当然，吃空饷这种现象，古已有之。只是多发生在军队，之所以叫吃空饷，就是这个道理，原本吃的是士兵缺编的空饷。这种事，在清朝和民国，特别普遍。原因就是这个时期的军队，是国家按人头拨款，有兵额就有一份饷银。地方官员，有耗羡（征粮征税的浮收部分）可捞，领兵的人，没有地皮可刮，自家要想增收，只好在士兵身上打主意。一种主意是克扣军饷，该给十足的给八成，或者六成，甚至五成。比如民国时期一位奉军士兵接受记者访谈，说一打仗，他们会发双饷十六元，但七扣八扣，到手只有六元。但是这样的直接克扣，容易引起士兵的反弹，弄不好到了战场上，倒戈相向，事就大了。所以，军官想发财，最适当的办法，还是吃空饷。
吃空饷现象，到清朝中期，已经相当严重了。绿营一般都要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空额，有的竟然达到一半以上。中央政府当然也知其弊，但居然没有什么好办法。唯一的招数是派员下来点校，按册核对。但是，军队吃空饷，往往跟国家整体的统治机器锈蚀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点校大员跟下来查案的钦差一样，认真办事的人少。多半是把这差事，当成一次捞钱的机会。所以，各个部队，应付点校大员，已经形成一套固定的套路。当然，第一位的是要打点到位，该塞的包袱塞足了，才能说别的。其次，临时雇当地的百姓，套上军服，拿着家伙站班。如果点校人员还要勘验士兵的操练，这也好办。每支部队都长期雇用若干武艺高强、弓马娴熟的人，到时候让他们出来给大员们表演一下就行。什么马术、射箭、刀枪对练，好看煞人。而且每次点校，都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有人爬杆，爬数丈高的大旗杆。爬杆者在爬的过程中，玩各种花样，最后摘下杆顶的彩球，毕恭毕敬呈给点校大员，大员的嘴马上就乐得合不上了。这个节目，暗示了什么，大家都明白。不仅绿营如此，后来连八旗也这样应付。一支部队，除了那几位专业人士，其他人连马都不会骑。
当然，如果碰到个把认真办事的，这些军队的军官吃空饷也会遇到麻烦。民国年间，段祺瑞当陆军部长的时候，他最信任的谋士徐树铮做次长。每次发饷，徐树铮都要亲自或者派人核实，发现有空额，就直接收回款项。后来袁世凯死了，段祺瑞当家北京政府，徐树铮还这么干。清朝时，点校人员认真起来，发现有吃空饷的，可以直接参掉军官，但徐树铮却做不到。尽管如此，徐树铮的做法，还是让这些北洋军人恨得牙根痒痒，人见人骂。最后直皖开战，电报战中，直系和奉系不攻击段祺瑞，都攻击徐树铮。
当年军官吃空饷，一般都吃到军官自家的腰包里。现在我们的机关事业单位如此的吃法，好像多半吃进了单位的小金库。听起来好像恶劣程度要轻一点，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小金库无非是由单位领导支配的，真正滋润的，还是领导。更加关键的是，吃空饷这种现象，是一种晴雨表。它的普遍出现，往往昭示着制度出现了某些特别重大隐患，也表明了国家机器的锈蚀。历史上的吃空饷，还是那些刮不了地皮的军人，如果连有好处可捞的地方官员都这样吃起来，玩忽国家名器，问题严重到何等程度，可想而知。
人格证书与好人证章
有消息说，上海交大今后打算不仅给毕业学生发毕业证、学位证，还要发人格证书。按我们一般的理解，所谓人格证书，无非是用来证明这个学生品质的优劣。如果真的要发的话，那么，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就会用证书表明，他们在人格上有优良中差的若干档次。当然，这样的证书，如果想要它派上用场，还得全社会的配合。比如学生找工作的时候，用人单位不仅要验看毕业证，还要让学生交出人格证书。找对象时，对方最好也能如此验看一番。就像当年学校给学生做的鉴定一样，放在档案里，跟你一辈子，里面稍有差池，一辈子就别想有好果子吃。因为走到哪儿，单位都看档案用人。这样一来，人格证书就顶事了。否则，学生毕业后，发现自己的人格证书不怎么样，就不拿出来，别人也不验证，发了也白发。
但是，时代毕竟已经到了21世纪，整个社会未必会如此配合我们的大学，想让用人单位加每个未来的丈母娘，像当年看档案一样，验看人格证书，也许不大现实。所以，人格证书，最好改成人格证章，硬性规定，直接戴在胸前，这样就没问题了。这种方法，在大约70年前，已经有位前辈，想到而且做过了。这位前辈，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山西王阎锡山。
阎锡山自打辛亥革命之后，统治山西38年。是中国第一号的不倒翁，任谁统治中国，都奈何不了他。此人统治山西，有一大嗜好，那就是喜欢谈主义。据他自己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乃至军国主义他都有研究。但他一度最喜欢谈的，是好人主义。阎锡山所谓的好人主义，动机也相当纯正，似乎一点不比现在上海交大的诸公差到哪里去。他说，所谓好人主义，就是让人做好人，做好事。阎锡山是统治者，有操作力。因此，不仅嘴上说说，而且付诸行动，在全社会推广好人主义。方法之一，就是给他所认为的好人，发放证章。然而，一个社会，有好人就有坏人，还有不好不坏的人。怎么办呢？证章上区分，凡是发给正四方形证章的，就是好人。发给菱形证章的，就是不好不坏的人。发给三角形证章的，就是坏人。好人可以为官做宦，坏人就得看着点。警察看见佩戴三角证章的人，一定要严加管束。
可惜的是，当年的阎锡山和今天上海交大热心肠的人们，碰到的难题差不多是一样的，这就是由谁来划分，怎么划分好人坏人。在当时，社会上的乡绅或者乡老多半是不肯做这样的事情的，因为乡里乡亲的，把谁家的孩子划成坏人，哪怕划成不好不坏的人，都得罪人，一得罪，就得罪沾亲带故的一大群。如果由政府来划，政府怎么就知道这么清楚？无论怎么划，老百姓都会不乐意。同样，在现在大学里，怎样给学生打人格的分数，由学生打吗？没人乐意得罪人。由管理人员打，没有公信力。人们会问，凭什么他们就有资格给学生打分？
当然，如果强行由政府，或者学校的管理人员将人分成优劣，固定下来，当然不是绝对行不通。但肯定容易变成另一种的强制，一种恶政，跟法西斯就差半步的恶政。改革前的档案，成分划分，起的就是这种作用。可以设想，一旦人格证书或者好坏人证章发下来，人就被定格了，显然涉嫌人格歧视，人的族群的歧视，一种我们曾经熟悉的歧视。我们知道，这种歧视，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是相当荒谬的。如果由权力部门做出来，应该百分之百有违宪之嫌。
当年的阎锡山，是一个枪把子在握的军阀，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的军阀。可是即使这样的军阀，也难以实行这样的政策，将人按“人格”，分成三六九等。在21世纪的大学里，这样做就更行不通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怎么在今天，在号称最现代、最文明的大学，而且是重点大学里，居然会有人打着跟当年军阀一样的主意，想得还没人家周全。
“改造”魅影的再现
名酒五粮液的名头很响，在同样是酒乡的贵州，人们居然不喝茅台而喝五粮液。但是，也许只有资深的业内人士才知道，酿制五粮液的古老酒窖以及酒曲，都来自宜宾的古老酒厂，“尹长发升大曲烧房”。这个大曲烧房，据说已经有600年的历史。除了“文革”那个特殊阶段，五粮液酒厂（包括其前身国营宜宾二十四酒厂）一直在租用尹家的酒窖。但是，突然，尹家的后人被告知，他们祖传的酒窖变成了国有资产，租金不再支付了，从前支付的，属于国有资产的流失。“文革”期间对酒窖的侵夺合法，而“文革”后的改正，则需要再改正。
要说清楚这场官司，也许要回溯到54年前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49年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原本计划有一个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期，至少维持发展50年，但是，在经过三年的政权稳固期之后，却用一个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三年就把中国的民营资本连根拔掉，在1956年实现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宏愿。当然，今天的人们明白，这场在正统党史叙事中也承认是“过急过快”的运动，带给中国的，并不是利好的消息。其实，在刚刚完成改造的那几年里，就在北京，政府官员们发现他们已经在品尝改造的苦果，不得不吃烤煳了的全聚德烤鸭，食用切不成片的东来顺涮羊肉。到了“文革”后期，这些著名的老字号饭店，居然贴出“严禁殴打顾客”的标语。
服务的败坏，传统名牌的流失，也许还不是问题的最严峻的部分。我们知道，当时的改造，是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进行的。没有对资本家进行无条件地剥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赖以自豪的事情，但是，这种群众运动中实现的公私合营，实际上也是剥夺，不过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剥夺而已。原有的私人企业，被半强制地估产，然后以定息的方式支付。这样在运动中签订的公私协议，尽管是资本家自愿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又能不答应呢？这些年支付的定息，对于某些行将倒闭的企业，也许是福音，但是对那些蒸蒸日上的企业而言，却是灾难，定息完全不能抵消私企的损失。最关键的是，在支付定息之后，原来的企业主就再也没有参与企业管理的份额，只能回家待着了。中国现代产业近百年的发展，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好不容易产生了一大批现代企业家，就这样被浪费闲置下来。等到中国人再次想到要发展民营资本，重新改革开放，这些人非死即老，绝大多数不可能再次出山了。我们的国民，只能再一次从头开始，培养自己的新一代企业家。
宜宾尹家的产业，其实也就是在1949年之后，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进入了国营酒业。正是这种租金微乎其微的名义上的租用方式，使得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尹家酒业，躲过了1956年的改造，给了今天五粮液酒窖官司尹家一方更多的理据，也部分构成了五粮液集团为什么非要冒险否定宜宾市“文革”后的改正文件，非要一口吃下这些酒窖的原因。
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所有的资本家都被清算，定息被停付，住所也被没收。“文革”后的改正，基本上让资本家和后人的资产状况，退回到1956年改造后的状态。由于作为五粮液招牌的古酒窖不是按公私合营的方式进入企业的，而是私产。也就是说，五粮液集团无法通过支付一点点定息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其产权。只要认定这些酒窖的产权是尹家的，那么，对于五粮液集团就是一种永久的隐患。说起来，这也是五粮液集团的失误，在可以买下的时候没有买，因为长期以来租金实在可有可无，他们贪了小利，犯了错误。可是现在，他们想用一口吞下的方式，改正这个错误。显然，他们的理据，其实就是当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正是这个改造，造就了一大批所谓的国有资产。但是，由于尹家的酒窖不是改造的产物，如果认定属于国有资产，只能肯定“文革”的全部剥夺。当然，按照革命的道理，“文革”和改造，其实都是一个脉络。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一个完全没有道理的国有企业侵吞私产的行为，能如此理直气壮，而且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当然，从利益角度不难理解，但是，利益所在，也不能毫无顾忌呀。是什么东西，给了当地政府和五粮液集团如此大的胆子，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呢？在我看来，问题的结症在于尽管我们国家已经有了物权法，但是在所谓国家利益面前，私产的保护，还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软肋。尽管所谓国家利益，无非是地方政府的利益，某个国企的利益，甚至是几个人的利益。我们从来没有清理过当年运动中对民企剥夺的错误，即使“文革”的错误，改正得也相当不彻底。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牺牲私企，一直都是不言而喻的大道理。从改造到革命的脉络，在某些人心目中，还在延续。迄今为止，这个大道理和脉络，从来没有招致根本质疑。
我曾经多次说过，现在中国的精英，尤其是企业精英会流失，会不断地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自己移民到国外。即使在国外挣钱机会不多的情况下，依然持续不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的来源之一，就是权力部门以及个人的侵夺，近年来则面临国企的吞噬，所谓的国进民退。在这些侵夺背后，则是革命脉络的大道理，改造的魅影。显然，如果国家还想继续往前走，坚持市场经济，对自己历史上不合法的侵夺，必须有个说法，或者你还坚持计划经济，回到过去，或者清算过去，厘清产权，跟过去群众运动式的侵夺说再见，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五粮液酒窖案，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恰在这个过去留下来的老问题上，昭示了一个未来中国不得不回答的课题：中国的产业，前进，还是后退。
曾经的钓鱼执法
上海几个区交通执法部门为了打击黑车，开展钓鱼执法行动，三钓两钓，钓到了一个倔主头上，宁死不认账，断指明志，惹出了麻烦。在网民的巨大压力下，上海有关部门只好出面纠正。一时间，钓鱼执法成了网络一个新名词。其实，钓鱼执法，在中国是个古已有之的旧传统，一丁点都不新鲜。
在明清两朝，政府具体的执法人员，被称为衙役。具体地说，就是三班衙役中的快班，所谓捕快之类的人物。捕快在法律上，属于三代不能参加科举的贱民，但是，这个贱民，只是在青天大老爷那里才名副其实。而在老百姓那里，捕快则往往被尊为“翁”或者老爷。因为，朝廷的法度，实际上是靠这些人来落到实处的。在某些情况下，普通百姓，是罪犯还是良民，往往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因此，尽管对外的名声不佳，政治地位不高，但当捕快，还得花钱买。当不上正经衙役，做不拿工钱的帮役、白役，也一样趋之若鹜。所以，凡是个县衙，里面都一堆一堆的衙役，大大超编。
超编不要紧，因为一个县衙，真正吃官粮的人，其实只有上面派来的主要官员。剩下的书吏和衙役，正经的官方支出，只有一点补贴。至于帮忙的帮役和白役，则一分钱都不用出。凡是衙役，没有靠补贴吃饭的，想靠也靠不上，因为那点银子根本养不活人。不过，衙役无论正、帮、白，都活得很滋润。这个滋润，靠的是官府的办案权。实际上，他们吃的就是青天大老爷手里那颗大印。凭着官府的威风，有事加点，没事生事，都可以吃得饱饱的。这没事生事，主要就是靠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首先要找对鱼。什么叫做鱼？就是那些有余钱剩米，但又没什么权势之辈。就像上海的钓鱼者，他们总不能去钓军车，钓黑牌的外国车，钓政府机关的车，真要是哪个瞎了眼的钓到这些车头上，鱼钓不到，还会惹一身的腥。找好了对象，就好下手了。找个外地的无赖，假装是逃犯，然后跑到被钓的鱼那里，装成逃荒人，要求收留。总之，千方百计，装可怜，只要收留，哪怕不给钱白干也行。只要被钓的对象善心一动，或者贪念一动，以为天上掉下来便宜的劳动力，将来人留下，衙役随后就到了。一个窝藏逃犯的罪名，足以让中产之家破产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活钓”。相对于活钓的，是死钓。这个更简单，只消找到一具无名尸体，病饿而死的路倒最好。趁着天黑，将尸体运到被钓对象家门口。第二天不等这家人家开门，衙役打上门去，劈头栽一个命案在这家头上。有尸体在，一户农户人家，满身是嘴，也说不清。还好，衙役们只是诈钱，并不想要人家的命，所以，只消拿出令衙役满意的银子，就可以消灾。掏空了这家，这家还得千恩万谢。还有一种钓鱼，是针对行旅之人的。行旅之人大抵有几个钱，而且行旅之中，难免贪色。衙役们就利用这点，找好妓女，扮成良家妇女送上去，假装出走或者迷路。旅客如果贪色，趁机占了妓女的便宜，那么，麻烦就来了，马上就有人打上门来，当场抓住，说是拐带。自然衙役随后不请自来（连110都不用打），连唬带诈，旅客非得把身上的盘缠掏空了才能脱身。这叫“放鸽钓”。
除了衙役，有时候正经的官员也会干钓鱼的事。衙役钓鱼只是图财，官员如果钓鱼，就往往是害命了，黑得厉害。比如地方官如果成心想跟哪个人过不去，一时半会儿又抓不到把柄，就会授意一些江洋大盗来攀这个人。一攀上，就非死不可。比如清朝初年，江南秀才金圣叹等人痛恨县令贪渎，趁顺治驾崩去孔庙哭庙，大搞学生运动。惹恼了巡抚大人，要杀这些秀才以儆效尤。于是就让落网的海盗攀上这些秀才，说他们是一伙的。于是秀才就成了海盗内应，大才子金圣叹的脑袋就落地了。
所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钓鱼不是什么新发明。还好，上海某区的交通执法部门，还只是跟前辈学了图财之一技，没有深入下去害命。所以，被钓的鱼们，无论大小，都是要念佛的。
流言、危机与抢购
在经济学家眼里，人都是理性的，在经济活动中，就更是理性动物。但是，如果出现了某种情景，人的消费活动，也会非常的不理性，甚至疯狂。这几天举国上下抢购食盐，就是典型。尽管日本发生了核泄漏，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核污染已经进入中国。就算已经污染了，吃了含碘的盐又有什么用处呢？一片溴化碘的碘含量，要是吃盐，得连吃上六公斤，到了这个量，人都死好几回了。况且，即使碘片，防辐射的效果有多大，也不大好说。可是，只要有了危机，即使远在日本的所谓危机，听风就是雨，就成了人们行动的准则。于是，吃碘盐可以防辐射，就成了真理。在抢购风下，不仅食盐被抢了个干净，连大酱、酱油都跟着脱销，根本没有碘的工业盐，也跟着走俏。香港原本一元一斤的食盐，眼下已经涨到了三十元一斤，还供不应求，因为还有从内地过来抢购的。
这种现象，并非现在才有。有危机，或者人们眼里的危机，就必定会有不理性的行为，消费，只是其中之一。出现了瘟疫，如果传说系红布条可以防疫，红布就会脱销，如果说香灰可以治病，那庙里的香火就会被人抢光，如果说童子尿可以治病，那么各家各户的小孩子就都成了香饽饽，每个都有好些人端着家什等着接尿。义和团和五四运动期间，都有洋人下毒的谣传，因此两个历史时期，某些据说可以解毒的中药，比如杜仲和甘草，都会脱销。更危险的是，当谣言流布的时候，弄不好会出人命。五四时期，洋人，主要是东洋人如果出现，可能会挨揍，但在闹义和团的时候，洋人如果被团民碰上，小命就没了。义和团运动期间，最荒唐的消费，还不是解毒中药，而是红纸。因为义和团据说有刀枪不入的法术，能让洋人的大炮闭嘴，炮弹打不出来，自己炸了。但是，偏偏这种法术，需要普通老百姓全体一致地配合。比如妇女不梳头，不缠足，也不洗脸。这还好说，大不了在人家施法的时候，家里妇人邋遢点就是。可是，这还不够，还需要老百姓把自家的烟囱用红纸蒙上。由于法术总是不断在实施，所以，烟囱得蒙了再蒙。一来二去，北京城里纸店的红纸都卖光了。
不消说，这样的非理性消费，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言，基本上属于庸人自扰，还容易给某些别有用心之辈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提供机会。但是，不管时代有多大的变化，只要出现了种危机，或者人们眼里的危机，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就会冒出来，挡都挡不住。比如此番食盐抢购风，风初起时，微博上就不断有人论证食盐防辐射没用的道理，不断讽刺抢购者，但是，抢购依然在这冷嘲热讽中昂然挺进，刮遍每一寸国土。等到讽刺者回家，发现家里真的没有盐了，出去买时，却连高价的也买不到了。
别说这些非理性消费，都是没有道理的。细品品，人家的道理还是有的，只是有点捕风捉影——红布条防瘟疫，跟人们习惯性地把红色看做吉利色有关。香灰治病，跟人们的神灵信仰有关，既然香是烧给神仙的，那么香灰有灵验，也有道理。至于女人披头散发，连脚都不缠，可以具有某种跟洋人抗衡的法力，跟人们一向视女性不洁的观念有关。义和团有法术，洋人也有法术，而女人的不洁形象，可以克洋人的法术，于是义和团的法术就可以起作用的。至于红纸盖烟囱，更是有道理，毕竟，烟囱是冒烟的，很像大炮口，用红纸一盖，就象征性地把“炮”给闭了。中药解毒，几乎都算是有“科学依据”了，毕竟，这几味中药，就是有解毒功效。虽然说，如果洋人真的下毒，下点敌敌畏什么的，这种药就什么用都没有。虽然说，这些所谓道理，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甚至没有常识，但是，只要出现了危机，而且有大批的人被“危机”打动，再荒唐的道理，也会打动很多人，更多的人，即使将信将疑，也会跟着走。道理很简单，危机产生恐慌，恐慌会使人们失去理智。
人们都说，流言止于智者。但是，智者不多。如果政府和专家一向都缺乏公信力，那么，政府和专家出面辟谣，讲道理，无论讲得多么有道理，都不会有人相信。在这种时候，人们更相信的是他们周围的人，他们的亲人。可是，这时候他们信任的人多半都陷在恐慌的流言之中。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流言，是有着巨大风险的，因为人们的行为不会仅限于不理性的消费，但有风吹草动，还会有别的疯狂，疯狂指向哪里，哪里就会倒霉。
马屁救命记
人都喜欢听人说好听的，据说这是人的弱点，与生俱来的。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就越好这口。这不是说，居于上位的人，人类的弱点就体现得比较充分。上面的老爷，这种毛病，往往是下面的人给惯出来的。有这种毛病，史家的说法，对于国计民生大有干害，每每号召近君子远小人，可是收效甚微。不过，喜欢听好听的这种人的弱点，也不是全无好处，下面的人如果犯了事，有时倒是可以利用这点给自己觅一条生路。
乾隆年间的尹会一、尹嘉铨父子，是清史上的名宦。父子都是著名的理学家，官做得都不小，老子做到吏部侍郎，儿子也混了个大理寺卿，都是高干。不过，两人有名倒不见得是因为官大，二三品的官儿，清朝多着呢。老子的名气来自为官能干，做地方官劝耕办赈很有成绩，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受到皇帝表彰的孝子。而他儿子尹嘉铨的名声，却源于一起大狱——已经退休致仕的他，偏要上奏请求皇帝把他老子和清朝的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等一并从祀孔子，并请求给他老子一个谥号，借此为他的老子扬扬名。自己呢，也顺便博一个孝子做做。没想到，却惹得皇帝大怒，把他打进了大牢。
鲁迅先生曾经注意到这起特别的文字狱，分析了尹嘉铨得罪皇帝的原因，是因为乾隆这种“英主”，是绝对不允许朝内有所谓名臣的。太平盛世，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只能有不好不坏的奴才，才能烘托出一个高耸入云的英主。可惜，臣子们不一定都能领会皇帝的意思。尹嘉铨自我感觉他们父子都是名儒，然后想通过皇帝变成陪孔夫子吃冷猪肉的“名臣”。对于乾隆来说，自然属于“大肆狂吠”，不得不加以惩罚。鲁迅先生还注意到，奉命查办此案的大臣，体察皇帝的旨意，刻意在揭露尹嘉铨假道学上面下工夫，百般在他的男女之事方面出他的洋相。名儒休矣，名臣也就见鬼了。案件查办的结果，拟将尹嘉铨按干犯大逆罪，也就是谋反罪，凌迟处死，家属连坐，但到了皇帝那里，格外开恩，变成绞刑，不牵连家人。
不过，这桩文字狱，还有一种说法是，尹嘉铨其实没死，最终被乾隆赦免回家吃老米去了。事出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据说当年办此案的刑部郎中，奉旨记有《纪事》一篇，有人亲见。说的是当年定谳之后，尹嘉铨判了死刑，乾隆意犹未尽，遂命尹嘉铨的好友，备酒席一具，到狱中为尹送行，看尹嘉铨说什么，然后回奏。哪知道，在饮食间，尹嘉铨颜色不变，镇定如常，只一个劲儿地自责自己混账，辜负了皇帝的圣恩。这个情况反馈到乾隆那里之后，兴致好的乾隆见了尹嘉铨。
一见之下，乾隆先是声色俱厉地数落尹嘉铨的罪行，破口大骂，骂够了，然后宣布赦免其罪，放他归田。在尹嘉铨千恩万谢之后，乾隆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尹嘉铨回答道，说他已经年过七十了，余下的岁月，唯有天天焚香祷祝皇上万寿，争取活到一百岁，不敢一天间断，多一天就多祷祝一日。这样的超级马屁，惹得乾隆大笑——太受用了。尹嘉铨最终以这样一个超级马屁，放过之后，回家养老了。
清朝皇帝提倡理学，为的就是让臣子安分守己，老实效忠。康乾年间的理学家，个个都是规规矩矩装孙子的宝贝。说他们虚伪是可以的，像汤斌那样，位极人臣，总是穿补丁裤子在人前晃来晃去，但说他们会有什么悖逆犯上的言论，打死他们都不敢，做梦都不敢。查案的人把尹嘉铨的所有著述查了个底朝天（当然，顺便把家产也抄光了），能找到的所谓罪证，也就是他的有关“名臣”言论，连个“帝王师”的话，都是他引用的。就是请求皇帝答应让他老子陪孔夫子吃冷猪肉，固然有沽名之嫌，但也是一片孝心，又能犯到哪儿呢？根据这点事，就把个三品大员凌迟处死，株连三族，即使批判从严，也忒过了些。“文革”的一打三反整人，捕风捉影罗织罪名，也到不了这个地步。看来，在我们这个国家，搞运动，有传统。当年乾隆大兴文字狱，风气所被，很有点像政治运动，赶上运动，必然倒霉，具体办事的人，都是株连唯恐不广，整人唯恐不死的主儿。不这样，就不能让主子开心解气。
可是，发动运动的乾隆，有时候却还有正常的思维。他知道比起其他的文字狱来，即使按当时最严苛的政治标准，尹嘉铨这个人也还是有点冤枉的，无论如何，罪不至死。一个退休的老头，也碍不到哪个。因为这点事儿就杀了一个七十多岁的退休高官，或多或少，有点伤德，至少理不直，气不壮，没法服人。那年月，皇帝还信佛，对于因果报应也知道一点，满人还有萨满教的底子，鬼神什么的也有位置。所以，如果李岳瑞的记载是真的，那么，皇帝是想给尹嘉铨一个机会，如果他表现好，就留他一条命，如果表现不好呢，皇帝心里也就平衡了。显然，尹嘉铨经受住了考验，一丁点怨言都没有，反而满口歌颂皇上的圣德。这样的表现，最令专制君主开心，无缘无故整了你，甚至置你于死地，但你却无怨无悔，一副受虐狂的感觉。皇帝一开心，尹嘉铨的老命也就保住了。
在清朝众多的文字狱中，这一出是最奇特的了，没有关碍文字，只有一对施虐和受虐狂，上演了一出闹剧，施虐的让人们见识了，这个虐能达到什么地步。而受虐的，也让人们知道了，原来人是可以自虐到这个程度的。尹嘉铨的马屁，自虐的马屁，给大清的臣子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一个忠臣的典范。如果不是前面皇帝发话批判了，没法子收回，这个典范原是应该被表彰的，立牌坊的。
特权之享与特权之祸
特权是个好东西。之所以好，是因为不仅身在其中的人能有好些享受，而且它本身有很多功能，让皇权下的制度，能够维系下去。凡是有皇帝的制度，必须有等级，等级的分别，不仅仅靠衣服，靠住的房子，靠乘用的车马，还要靠特权。各级官员，享用的特权不同，越往上，越舒服。在上者才有优越感，在下者也才有往上爬的劲头。大家都对特权感到享受，才能有上进的心，皇帝的江山才能稳固。正因为如此，家天下的皇帝才不把特权只授予自己人，除了自家的皇亲国戚，还给官员。
特权往往跟物质享受有关，但在实际生活中，特权带来的物质享受，远没有由此带来的精神优越感更重要。比如赏穿黄马褂，夜里进宫打灯笼，紫禁城骑马。穿不穿那个马甲，打不打那个灯笼，骑不骑那个马，享受是次要的，关键是那个牛×劲儿。我有，别人没有，感觉就是不一样。当然，反过来，这样的特权最后也会落到某些看不见的实际好处上。冲着皇帝宠信的面子，以后在官场行走，得到的利益自是大大的。到底这些人是冲着实际的好处在意特权，还是希图精神上的荣耀渴望特权，还真不好说。反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没了实际的好处，也还是一样有人追求某种“特权”。辛亥革命，清朝皇帝退位之后，小皇帝赏的谥号，来求者还是络绎不绝。能求来，总比求不来的，感觉光鲜一点。
特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总是要扩张。有了特权一，就会有特权二，特权三，没完没了。不仅制度规定的特权者有特权，周围的人，也跟着沾光。有的时候，沾光之辈发出的光，比原主儿亮度更大。皇帝周围的太监弄权，是人们都熟悉的事，有时弄得皇帝倒像太监，太监成了皇帝。史家每论及此，都要再三叹息的，但是没辙，太监弄权，就是绝不了根。其实不只皇帝，各级官员，身边的门子、长随，都是会弄权的主儿。以至于明清两代，门子和长随成了一种很挣钱的职业，资格得花钱去买，有地方官上任，就跟了去，一文工钱不要，自己就赚得肥肥的。其实不仅官员身边的人，就是给官员抬轿子的轿夫，在官员辖境之内，也是吃香喝辣，没有哪个摊贩不买他们的账，每月定期给钱，不然的话，抬轿子走到那里，故意一脚把摊子踢了，就说你挡道，当然，谁碰上这个，生意就别做了。
中国的老百姓，耐性奇佳。正常制度内的特权，他们都能忍，如果真的有官员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他们还真就不舒服。但是，特权的扩张，却是一件忍不了的事。虽然特权总免不了有额外，如果仅仅有一点额外，大家也就罢了。问题是，扩张是没有止境的，额外之外，还有额外，谁也不知，终将伊于胡底。至于官员的家人、下人分享特权，更是令人受不了的事。这些人本不该享受，却偏偏享受了，家人也就算了，人家血统高贵，原本跟我们小百姓一样的下人，也狐假虎威，滥用特权，是可忍孰不可忍。历史上，民众打官闹事，十有八九，是因为官员的下人依权仗势，欺负老百姓，尤其是欺负到了理论上地位比他们高得多的秀才头上。
其实，如果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如果能把特权限制在制度规定之内，基本上不会引发灾祸。虽然说，历朝历代，皇帝和皇朝的理论家们，总是谆谆教导各级官员以及王公贵族，一定要节制，一定要低调，一定要约束家人和下人，但是却大体没有什么用处。特权，就是一个怪物，一旦问世，肯定要自我扩张，挡都挡不住。有特权，肯定要有人会滥用，不滥用，特权就不成其为特权。总归要惹得天怒人怨，百姓从不舒服到无法忍受，群起造反而后止。当然，老百姓的不舒服，不能忍，跟特权的享用一样，也主要是感觉上的，感觉不平，感觉足够强烈，就会有麻烦。
从特权之享，走到特权之祸，几乎是一条必然的路，有了初一，肯定会有十五，是祸躲都躲不过。要想躲过，唯一的选择，就是废除特权，把它连根拔了。
从“官不修衙”到“宫殿衙门”
各地政府机关，大兴土木，大修衙门，已经蔚成风气。一个市或者县，无论贫富，很少有不兴建办公楼的。很多地方的办公楼是一个组合建筑，有主楼，有广场，还有花园。不建则已，一建则必巍峨宏丽，高大气派，有的干脆把办公楼建得像天安门，有的则像白宫或者美国的国会大楼。还有的则在建筑中，掺杂了风水迷信的要素。所有的这些，体现了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权力意识，有人甚至说，办公楼的兴建，体现了当政者独特的权力美学。
显然，这样的大兴土木，兴建衙门，不是中国的传统。在帝制时代，以明清为例，各地地方官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在任上的时候倒霉，正赶上衙门崩坏，绝对是要避免修衙的。那个时候，地方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官不修衙。据说修了衙，官就不能往上升了。于是，这种规矩，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官场禁忌。所以，无论什么档次的衙门，基本上都是破破烂烂，能对付就对付，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主动修衙的，大兴土木，就更不可能了。
当然，古代官不修衙的风气，也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当时的制度和环境使然。首先，在那个时代，官衙的规格是一定的。中轴线包括办公区，大门，大堂、二堂，签押房。两侧是杂佐官和书吏的办公室，再加上仓库，监狱。后院则是官员的住宅，还有衙门专有的土地庙等。各级衙门，只有大门和房舍的高矮，几个门，台阶的多寡上有区别，其他的都差不多。官衙建筑，事关朝廷体制，不可能因人而异，随意添加，随意兴建，只有极少数位于富庶地区的衙门，才可能在后宅，添加一点花园什么的。一般来说，凡是官衙，都一个样子，举国一致。既然举国一致，不能随意改动，那么，即使修衙，也无非是将之修得新一点，无法展示地方官对于权力美学的认识。或者说，无法通过建大衙门，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自然，地方官修衙的冲动就不那么大了。
其次，虽然维护官衙和城墙的完好，是地方官的职责。但是，在明清两代，这种公共工程，所需费用，需要层层申报，向工部申请，然后再到户部报销。无疑，在那个时代，这个过程，无比繁难不说，而且还要经受各个衙门书吏的刁难，卡要。不打点好了，钱批不下来，即使批下来也报不了。修缮费用，按规矩是从官库里借支，如果报不了，那么就得由官员自己承担。一般来说，这种工程都不是很大，从上面要来钱，七折八扣，用到工程上，往往不够，需要官员自筹。而在当年，官员的筹款能力并不是很强，所以，通过工程，克扣或者拿回扣自己发财的可能性不大，但修建工程的风险却不小。所以，地方官修衙的积极性，也就去了爪哇国了。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古代的政府，是一种低能量的有限政府。政府管的事有限，能力也有限。一般来说，除非大的涉及大面积水灾的水利工程，比如黄河和淮河的治理，政府都是不管的。乡间修桥补路，修河渠这样的事，如果负责任的地方官，也许还会操心组织一下，不负责任的，根本连问都不问。大家奉行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事，多半都是地方乡绅出面管的。严格来讲，地方官只管两件事，一是征收钱粮，二是处理诉讼案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名义上特别要紧的事，就是推行教化，但是这种事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虚活儿，没有人真的当真。要做的话，也无非是宣讲一下圣谕宝训（皇帝关于教化的指示讲话），再就是把当地的孝子和节妇烈女的先进事迹报上去，在当地修建牌坊加以表彰。这样的地方政府，筹款的能力是有限的。地方官若要捞钱，一般都在征收和诉讼上打主意。在征收之外的派捐和摊派，不是不可能，但一般由头都要跟当地民间社会有点关系，若要因一项政府工程，向地方摊派，往往是行不通的。在那个时代，地方乡绅往往是通天的，他们不是候补的官员，就是退休的官员，如果地方官做得过了头，他们就有办法把状子告到御史那里去，或者直接反映给皇帝。这样的话，地方官的官运，也就到头了。少数官员可以通过对轻罪的罪犯，罚款抵罪的方式筹款，但这种方式，介于违法与合法之间，弄得不好，也会有麻烦，或者给自己的政敌提供口实。正因为如此，没有人乐意修衙，能拖就拖，能躲就躲，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官场的禁忌。变成禁忌，就更没人乐意去碰了。
现在的官员，如此热衷于修衙，而且是修大衙门。最根本的动力，也许有三个。其一，权力需要建筑美学的扶持。通过修建高大巍峨的衙门给自己装门面。虽然有建白宫的，但更多建筑修得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座，坐北朝南，耸立在巨大的广场上，一方面象征权力，一方面让百姓通过建筑就产生敬畏。你都不要费心去想，这个建筑，位于“椅子背上”最高层的最大的房间，肯定是当地一把手的，他在上面俯瞰众生。这种建筑，给了当地主要官员以充分的自信，对自己手中权力的自信。如果说，古代的官员，让人产生敬畏，主要是通过官员的出行豪华的仪仗，八抬、十六抬大轿，加上鸣锣开道，一对对的虎头牌；现在官员出行，轿车的等级受限。所以，主要要靠官衙自身展示排场和威风。其二，不排除某些官员，是打算通过修建新的办公大楼，来改变命运，确切地说，是改变官运。很多官场中人都很迷信，风水是他们最信的迷信之一。凡是盖楼，多半要请风水师来看看，看什么？无非是看大楼的修建，跟他们的官运有何关系。他们相信，只要办公楼修得好，按风水师指点的修，就可以改变命运。所以，现在兴建的办公楼，往往出现一些不合常理的建筑，不合常理的大门开向，还有明显的风水建筑，建有辟邪的东西。我曾经说过，现在官员的迷信，或者对于宗教的狂热，往往是巫术性的，无非是想通过法师的巫术式的操作，来改变自己的运气，或者增加自己的好运。其三，兴建办公楼，还有巨大的经济上的好处。由于工程都比较大，动辄上亿的工程款。主事者把工程交给哪个公司，都有拿回扣的可能。任何一个建筑公司都明白，政府的工程，都是最肥的工程，没有不乐于奉献的。这也是为什么各地的办公楼，要么不建，一建必然工程浩大的原因。由于新的办公楼没有不超标的，多余的建筑，可以用来牟利。我见过好些地方，一个县下面的局，就一栋几万平方米的大楼。一个县公安局的大楼，居然跟国家第一大部外交部大楼相若。按编制，一个人大约得占十几间甚至几十间办公室。用不了，就可以用来出租，明里暗里出租给公司，这样，也可以有一笔小金库的收入。
有动力，还得有能力，才能把大楼建起来。各地建办公楼，如果由财政拨款，估计上面都不会批，即使批，也批不了那么大的面积，那么豪华的建设，乃至于豪华装修。钱哪里来？所有的地方，都有办法。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个无限政府。管的事无限多，筹款的能力也无限大。政府的收支，基本上不受监督，更不受制约。连政府的预算，现在都是一笔糊涂账，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可以掌握。多数地方，兴建办公楼，国家没有给一分钱，但即使再贫困的地方，若要想盖楼，都可以盖起来，政府总有办法把钱搞到。当然，也有极少数地方，建筑公司先垫付了资金，最后政府拿不出来。这也没关系，政府总有办法，可以拿土地来置换。置换来的土地，建筑商再来盖商品楼就捞回来了。至于因土地上的拆迁、侵占引起的纠纷，政府就不管了。
盖办公楼大兴土木，建超大面积的办公楼，从办公需要来讲，根本就是超级浪费。也就是说，即使讲究办公条件的改善，也是根本不需要的。一个县政府，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一间办公室，已经足够了，建那么多，其实也没有什么用，而且没有人能将之变成自家的住宅。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超面积的办公楼，又是官员需要的。只是这种需要，不是人们常规意义上的，而是一种超常的需要，一种精神满足，一种自信的膨胀。官员通过这种需要，也暗中把一些公共的资源，转化成为小金库，转化为自己的私囊。反正打着“公共”的需要旗帜，无论怎么做，在官场都一路畅通。
通过官场楼堂馆所的兴建，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行政成本是个无底洞。这个成本，一方面被大量地浪费掉，毫无顾忌地浪费掉，大量闲置的办公室，以及大量消耗掉的公款吃喝，其实享用者并不是真的需要这种无节制的享受，却必须这样浪费。因为不这样浪费，第一显不出官场的派头，第二也无法从中捞取好处。哪怕浪费掉十分之九，为了获取那十分之一，官员们也是乐意的。因为浪费掉的，反正不是他们自己家的资源。只要拥有权力，没有限制的权力，面包会有的，钱也是会有的。权力是个取之不尽的摇钱树。
所以，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不是像古代那种低能量的有限政府，而是高能量，但受约束的有限政府。最大的约束，就是政府预算的约束，政府随意筹款的约束。不能让政府管的事太多，更不能让政府可以随意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弄钱。只要把政府的钱袋子管住，开支就自然会降下来，否则，不管颁布多少条例，派多少机构看着，都无济于事。
文明帽的故事
文明这个词跟政治、经济一样，都属于中国原来虽然有，但意思却大有差别的一种新名词。在中国历史上，这个词儿，在辛亥革命前后，最时髦。它的时髦，其实要托义和团的福，正是义和团的野蛮，而且这种野蛮又在庚子之乱后，被洋人批得体无完肤。跟此前几次挨打不一样，这回，仗不仅打输了，连道义都输得干干净净。好像是为了拨开因义和团而蒙羞的耻辱，在庚子之后，中国人一方面羞于谈义和团，一方面则热衷讲文明，反反复复强调自己本是文明贵种，有五千年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已经是外国人嘴里的那个意思了——civilization。
所以，洋人包括洋人用的一切东西，都意味着文明。帽子是文明帽，手杖是文明棍，西装自然是文明服，演的话剧是文明戏。时髦的中国人，穿穿西装，买一条洋手杖，挥舞着文明棍倒也不难，但是，戴文明帽有点难度，因为脑后有辫子。成年男子，多少年留下来，辫子又粗又长，戴上文明帽，后面拖着辫子不好看，把辫子塞到帽子里面，又隆起一座富士山，也不好看。戴英国人维多利亚时代的高礼帽当然可以，但是，这种帽子在中国容易让人联想到孝帽，大不吉利。干脆剪掉辫子，虽说朝廷查的不严，多少还是有点风险。所以，辛亥之前，即使在时髦的人们中间，西式礼帽也不流行。当年的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说，留辫子的人，只能戴中式的礼帽，什么时候把辫子暗中或者正式清除了，才能换上欧式礼帽。
辛亥革命发生，对于内地的城乡，除了听说皇帝退位了之外，生活没有多少变化，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西式风俗没有市场，西装革履，也没有市场。人们还是袍褂登场，只是不穿补服了而已。部分的头面人物，羞羞答答地把辫子剪了。即使剪，也剪得很不彻底，留的头发，比后来妇女的短发还要长许多，跟当今若干男性歌星或者前卫艺术家类似，结起来，还是一条辫子。但是风气在开放的口岸城市，还是有些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开始流行文明帽，一种貌似西方礼帽似的帽子。当年流行的文明帽好像跟西方人没有太多关系，却跟日本人有关——这帽子很可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帽子有不大不小的帽檐，隆起的帽身不高，但顶平平的，扣在脑袋上，活像一个带边的痰盂。
然而，这种毫无美感的痰盂，当年非常流行。也正是像丁韪良所说，戴欧式的礼帽不见得优雅方便，这东西被中国人喜欢，只因为是西方人的东西，符合文明的习惯。在好长时间里，日本都是中国学习西方的中介。留学欧美太费钱，也太遥远，所以，大家乌央乌央地都拥到日本去。当然，也有好些日本人拥到中国来。中国人去日本，是留学，日本人来中国，是为了经商或者干点别的什么。那时候，来中国的日本男人，不像我们现在影视剧里演的那样，都穿和服，那时他们喜欢穿西装，戴日本改造过的西式礼帽，中国人眼里的文明帽。无疑，这种戴在头上的玩意儿，是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象征，被中国人接受过来，跟着染习一下文明，理所当然。看那时候的老照片，戴这种痰盂式文明帽的中国男人还真多。好些学堂合影，学生老师，居然一色的文明帽，远远望去，活像是做痰盂广告。中国人在穿戴上这样跟风，好像就从打这儿开始，此前穿衣戴帽，虽说大框子差不多，但细节上却千奇百怪。可以说，中国人就是为了让自己文明一点，才这样忍了。
可惜，国人的这种文明式的追风，没有持续太久。痰盂一样的文明帽，若干年后，就销声匿迹了。时髦的男人们，有的叙旧，有的趋新，再也没有人戴文明帽了，连文明帽这个概念，也逐渐消失了。文明的时髦，很快被其他的时髦取代。再到后来，义和团的难堪也被人忘了，那些没有忘的人，居然转过来认定义和团充分合理，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了，中国的现代化，似乎也忘了文明这一项了。
会过日子的西太后
西太后是个讲究奢华的人，赶上衰世，国力不济，即便皇室，也比不得当年。但是，太后这边，还是该讲究就讲究，吃穿用度，一点马虎不得。最恶劣的事例，就是为她六十大寿修建颐和园，虽然顶着满人贵族海军学校的虚名，但实际上就是给她一个人享用的园林。在海防吃紧的当口，挪用海军经费，把流水样的银子用在自己身上，这样的事迹，比史上任何一个昏君都不逊色。死后的陪葬品之丰盈，在清代所有的帝后中，首屈一指，难怪小混混军阀孙殿英会眼红，动用大军盗墓，把个包金裹银带玉的死太后，剥了个精光。
不过，讲究排场，会花钱的西太后，也有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时候。西太后虽说喜欢乱花钱，有时还犯浑，比如因一己私利，废了戊戌维新。但谁也不能否认，这女人其实相当精明。一个精明的女人，在遭遇困窘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精打细算，好好过日子，西太后也是如此。困窘来自庚子之变。老太婆废了变法之后，被冬烘的顽固派大臣和义和团大师兄给蒙了，跟洋人闹翻，攻打使馆不说，居然对西方十一国宣战。还好，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之际，老太婆还知道跑路，一跑就是几千里，从北京逃到了西安。从北京到怀来这段路最辛苦，生生挨了两天的饿，还担惊受怕的，穿玉米地，弄了一身的痱子。
太后和皇帝遭此磨难，他们领导的国家就更惨。北方残破，生民涂炭不说，国库和宫里的银子也都成了占领军的战利品。国家这个大家，皇室的小家，都被洗劫一空。一向讲究的西太后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穷光蛋。到了西安之后，虽然各地的贡品陆续来了一些，但窘迫两个字，还是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就这样，住进西安行宫的西太后，突然变成了一个会过日子的老妇人。
行宫是陕西巡抚的官邸。清代官场有个禁忌：官不修衙。加上西北地区一向贫瘠，纵然是陕西第一衙门，也是破烂不堪。好多房间，只要下雨，就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房间门窗，有玻璃，也有窗户纸糊的，连太后住的房间，门上的玻璃也有破损，房间里地毯，也都破旧不堪。一向讲究住的西太后，在这样的烂地方，一点也不讲究了。地毯不换，窗户玻璃破了，让宫女用纸糊上，房间漏雨，也就是简单修修罢了。大暑天，没有冰可以消暑，就弄两口大缸，装上泉水凑合。两宫每月的嚼裹儿，所费不过三四千两。没有鱼吃，忍了，鸡鸭和猪羊就对付了。没有水果，也忍了，地方官进贡当地的桃子，竟然让西太后感动得不得了，一个劲地说以后不要破费。比起在北京的日子，一饭万金十万金的，真是恍然天壤。在西安期间，照管宫中开支的支应局所有的开支，西太后均亲自过问，宫中支一钱一米，必得西太后的一个私印为信，这个私印，上面是“凤沼恩波”四个字，无印为凭，多一钱银子都拿不出来。
不仅如此，特别爱热闹的西太后，来西安不久，就赶上她的生日。如果在北京，连唱半个月大戏是必需的，群臣贺寿，大开宴席，得热闹好些时候。可是，这回居然一点动静也没有，连个大鼓书都不唱一个。而且老太婆传令下去，今后佳节，一切典礼筵宴均行停止，好像是皇帝死了老子娘，一律停止娱乐。每天就寝之前，西太后都要出来转转，看看各处门窗是否关好，然后才能放心睡下。这个架势，不用我说，各位看官也能想到，此时的西太后，就像一个尽心的当家农妇。当年去沈阳故宫参观，感觉满人入关前的所谓宫室，就像一个扩大版的关东农家院，贵妃的房里有悠车（东北的摇篮），宫殿的后面有菜窖和磨坊。当年的满人皇后或者太后，其生活起居，估计跟在西安时的西太后，大体差不多。西太后所为，无非是返祖。
不过，此时的返祖，本质上却是在作秀，作一种励精图治的秀。经过庚子之变，国都沦陷，半壁江山陷于敌手。八国联军要追拿的祸首，原本就是西太后，西太后自己也明白了自己的确把事办砸了。虽说多数的疆臣还认两宫的账，但她也知道，自己的威信已经大不如前了。不仅上海租界里的报纸成天出她的洋相，就是一干洋务官僚，也对她大为不满。做出一个节省的样子来，是最便捷，也最显眼的补救方式。群臣们即使不感动，也会心里好受点。
史上最凶残的文字狱
文字狱是人类文明史上不愉快的一页，但是，因人家言论要治人家罪，而且能治了罪的事，还就是有很多。在欧洲历史上，所谓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由于政府太弱，有记载的文字狱好像并不多。而在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下，倒是出过一个苏格拉底因自家的舌头丢掉性命的案例。在进入所谓文明曙光的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之后的文字狱也特别得多，文人学者，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宗教法庭丢到火堆里去。
文字狱这个词，本是国人的发明。都说起源很早，有人把周厉王止谤，也算做文字狱，其实有点勉强。如果孔子诛少正卯的事属实，倒是可以算，但据说此事并不确实。从孔夫子平日的言行，还真也不像如此凶残之人。所以，真正的文字狱起点，应该还往后推，秦始皇焚书坑儒，应该是文字狱的一个最辉煌的开始，皇帝烦了儒生聒噪，干脆都给埋了。
详细论起来，古代中国，因言获罪大抵应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皇帝的臣子上书得罪了皇帝，因而被降罪。一种是因为平日的言论，或者在家著书立说，被有关部门觉得有了问题，告到皇帝那里，从而身陷囹圄。
显然，第一种情况相当多，历朝历代都有。赶上不讲理的年月，别说跟皇帝，就是跟上司说话，都有风险。摊上暴君，拍马屁拍不好都可能丢了吃饭的家伙。但是，话说回来，这种事多少是臣子们自找的。责任攸关，食人俸禄，忠人之事，如果是言官，就更是应该的。干什么都有风险，做官的风险，就是这个。当然，很多的人是会规避这种风险的，说模棱话，含糊话，两头堵的话，见风使舵的话。或者做皇家的立仗马，干脆不说话。但是，就是总有一些好事之徒，非讲话不可。不仅要讲，而且讲皇帝不爱听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纯属找死，像海瑞那样，说之前，先把棺材准备好了——这种人，求的是死后的名。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自己名垂青史，累及皇帝背着骂名。
反过来，清代以前，今天人们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其实不多。说皇帝专制统治，但真正专制到家的皇帝，能有几个？那时候没有专门的检查机关，文人写了什么，印刷出版与否，皇帝操不过来这个心。真正在乎文人文字的皇帝，出在清朝。这是因为一来他们是少数民族当家，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非镇住汉人士大夫不可。二来汉化程度高，懂行。三来，相对军事实力没金元时代那么强，神经紧张。此前也有过少数民族的统治，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统治者，以及后来的金元王朝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不是汉化程度不够，就是过于强势，不大在乎汉族文人那点小肚鸡肠。元朝文人墨客地位低下到了八娼、九丐之下，靠写小曲编杂剧生活，腹诽都编进了剧本，也没见有过文字狱。金元时代，汉人文臣因文字贾祸，多半是因为拍马屁拍得过于文雅，异族的皇帝又看不懂，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当然，汉人自己的皇帝，也是有懂行的，如果他们看到了某些大不敬的文字，也是会生气的。但是，一来特别敏感的人不多，不会见到“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就觉得是对清朝不利。见到“维民所止”的四书章句，就怀疑是“雍正去头”。再说，这样的事，一般得靠专门的御史来检举。但是，那时规矩，御史不大管这种事。真要是管了，一是因为党争，比如北宋苏轼的乌台诗案。二是由于某些人个性过于强，得罪人太多，言论又过于离经叛道，比如明代的李贽案。即便如此，这种文字狱处理都不严厉，李贽自己在狱中了断了，然后就拉倒了，而苏轼则不过是发到黄州降级使用。这样的事，如果落在清朝，不株连九族都是便宜的。
庄廷明史案，是清朝第一桩文字狱，系顺治年间的事。一个闲得蛋疼的富家子弟，忽发奇想，要立言留名，留下部著作给后世。自己又没这个本事，于是买来人家的稿本（朱国祯明史遗稿），雇人加以删增，变成自己的。结果被一个革职的知县吴之荣告发，遂酿成大案。据说此人原本就是想诈庄家一点钱，好去贿赂上司谋取开复，但庄家就是不买他的账，结果事闹大了。此案轰动江南，全案牵连上千人，七十多人被杀，其中十四人被凌迟处死。庄廷已死，被剖棺戮尸，他的弟弟庄廷钺顶缸，被凌迟处死，整个家族都被株连，男人处死，女眷发配黑龙江为奴。江南所有被庄家花钱请来作序，校阅者诸多名士，好些人根本就没看过书稿，均被一网打尽。连此书的刻工、发售者，甚至买书的人都一并处死。当年的刻工，很多人连字都不识，人家雇来干活，哪知里面有无犯禁？无端遭此大难，丢了脑袋。地方官上至巡抚，下至学校教官，被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最轻也是革职。如此株连，简直是骇人听闻，创了人类历史的奇迹。晚清人许指严言道，这种事情，放在其他朝廷，顶天不过焚书劈版，罚款褫夺功名而已，而在清朝，“顾乃戮尸夷族之不足，牵连及于亲朋故旧，杯酒酬酢，竟坐相收。妇孺颠连，尽投荒裔”。其实，此书的所谓关碍之处，无非就是有的地方按照汉人的习惯，依旧把满人当狄夷而已，而且这样的地方并不多，事初发时，庄家在第一时间就删掉了碍眼文字，上呈“洁本”，可见需要删的地方没有多少。
当然，按照满人皇帝的标准，哪怕有一个字触犯禁忌，都是大逆不道，都得按谋反逆罪来追究。几个关碍的文字，就等于一次起义造反大案。人家就是这样横，你有什么办法？于是，江南的士人，就因为一本小小的明史，遭人排头砍去，这么多人头落了地。更恶劣的是，那个打小报告的吴之荣，不仅得到了庄家的全部财产，而且官复原职，此后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四品大员，都察院的高官。开了一个鼓励告诘，即背后告密的头，从此士大夫人人自危，道德大坏。
的确，像某些清史专家讲的，清朝的皇帝，跟最近的明朝比，的确没有所谓的昏君，个个都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是，这种雄心的背后，却是严苛的文化钳制，思想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不惜反应过度，神经过敏，用前所未有的残忍手段，大肆杀戮来震慑士人。甚至，清代的皇帝，连臣子提意见都不赞许，武死战可以，文死谏则不行。谁敢提批评意见，重则杀头，轻则发配。皇帝错了，也只能是由皇帝自己意识到，自己改，改不过来，天下是他们的，干士大夫鸟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多少代都值得赞许，到了这儿则违规了。
所以，到了清末，残忍没有道理的文字狱，令士大夫万马齐喑久矣。这个国家的知识界，少数精英钻进故纸堆做考据，多数则迷陷八股制艺，丧失了对西方介入的反应能力。因此，在西方的冲击面前，连皇帝带士子，一并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
太监的酱缸动不得
被阉割了进宫服侍皇帝和后妃的人，学名叫宦官。贬则叫阉人、阉竖，中性的叫寺人，褒则为貂珰、常侍、黄门。到了明代，则变成太监。因为宦官的组织是十三监，皇帝经常用若辈外出做监督人员，监军、矿监和税监。明代的太监，尤其是司礼监和司马监的太监，权倾朝野，有时能当朝廷的大半个家，所以，又被尊为公公。到了民间，则讹传成老公，跟当今妻子或者准妻子对其男人的称呼一样。不管称呼他们什么，历朝历代，这些缺零件的男性，其实是最靠近权力中心的人。
有清一朝，鉴于明亡之教训，皇帝时刻警惕着，太监的气焰一直都起不来。但是到了晚清，太后当家，用得着太监的地方多了，明里暗里，行情看涨。东西看涨，价高，而人的行情涨了，行动的自由度就大。一向规规矩矩的太监们，在宫里的一亩三分地上，悄然放纵起来。宫里没有厕所，原来太监们大小便，都用自己房里的便桶，但外面干活，每方便一次就得走回住处，多有劳累，不知怎么一来，宫里的旮旯处，就成了小便池，连庄严的太和殿两侧，也随处散落太监们的大小便。反正皇帝没事不会去那里，后妃也去不了，大典每年不过一次，到时候清理一下也就得了。
随地大小便还是小事，更大的事是跟朝臣勾勾搭搭，明显的权力操作倒也没证据，但把太后的动静暗中递出去，却是常有的事儿。事先得知消息的大臣，再上朝议事，就特别称旨，合太后的意。借此，太后身边的太监，无论安德海还是李莲英，都获得了朝臣特别的尊崇还有大把的银子。居于大小便和传递消息之间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第一项是开买卖，紫禁城西北一带，布满了太监开的买卖，饭店、茶馆、烟馆和赌局。不纳税，也没人管，生意兴隆，干得钱。第二项是出卖皇帝和后妃们吃剩的饭菜。按制度，皇帝和太后，吃与不吃，每顿饭一百零八品，其余的人也是几十种菜。就是真吃，也吃不了，更何况这种顶着满汉全席招牌的菜都不大好吃，有资格吃的，都不怎么吃，吃自己的小厨房。每天的菜，大批地剩下，太监们就弄出来卖，借以牟利。外面的人，吃到宫里的菜，多少是一种荣耀，所以，生意很好。第三项，是做酱。满人家祭，用萨满教的规矩，在堂子里搞，不用三牲用饽饽做祭品，所谓的饽饽，就是今天所说的各色糕点，祭祀完了，就分给参与祭祀王公贵族吃，但是，这些人谁稀罕吃这些东西，都剩下了。太监们就用这些饽饽做酱，由于饽饽材料很好，做出来的酱十分好吃，进宫的官员们，都喜欢买了拿回家，太监们卖酱的生意也很好。
开买卖和卖剩菜也就罢了，牵扯不多。可做酱这件事，兹事体大。之所以大，是因为做酱的酱缸，都放在南书房的廊下。南书房是康熙皇帝的书房，在此跟亲信的翰林词臣吟诗作赋，议论时政，那年月，翰林被选入南书房行走，视为殊荣，算是皇帝的近臣，日后的出息特别好。雍正上台，政务中心转移到了军机处，逐渐，南书房就成了空房子，光绪后期，连名目也给取消了。房间被太监们废物利用，变成了酱房。晚清时节，中国的北京来了洋人使节，而且按国际惯例，使节们是要定期见皇帝的。洋人使节见皇帝，总不能从紫禁城外进来直接带到皇帝身边去，得有个暂时歇脚的地方，一个个传召。这个地方，就选了南书房。不幸的是，做酱是要发酵的，而且发酵要发到一定程度酱才做好。所以酱缸，是有味道的，那味道比旧式的中国厕所强点，但有限。冬天还好，夏天坐在南书房里，就像是坐在了茅厕门口，妙味无穷。洋人被熏得不行，就向总理衙门以及后来的外务部抗议。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涉外官员不断地跟军机大臣商议，是不是挪动一下酱缸，换个地方，可就是没有结果，因为没人敢得罪太监。光绪初年，西太后身边的太监，外出给太后的妹子送礼，没有腰牌，护军出来拦了一拦，而得罪了太监，差点丢了脑袋的事，大家都记忆犹新。当年的事，如果没有一个张之洞，特别会说话，上书给护军说项，护军的脑袋肯定保不住（最后给发配了）。那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此事关系太监的口袋，可是非同小可，挡人财路，等于灭人家口，谁肯或者敢得罪这个人呢？话说回来，反正使节见皇帝，本是洋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了刀兵争来的“权利”，断不可能因为鼻子不受用，就不见了。所以，洋人抗议归抗议，酱缸散味归散味，跟洋人打交道的官员，尽管拖，搪塞，踢皮球。一直到清朝灭亡，太监的酱缸都安然无恙。
当然，中国在外国人眼里的印象，可能会因此而很不好。但是，我们的官员有补偿的办法，每次觐见，都给洋人准备果酒，借以弥补洋人的味熏之苦。他们不知道，这样一来，中国反而更让人家看不起了。连个酱缸都革不掉的国家，还能有什么出息呢？他们不知道，在中国，别的好说，凡是涉及酱缸这种事情，多半是革不掉的。
谁看谁，都像禽兽
庚子之乱，在义和团眼里，洋人不是人，这不是什么新闻。更早些的打教揭帖，一直称洋人“半人半畜”、“羊眼猴面”，把天主教称为猪教。而义和团的揭帖，则断定鬼子不是人，证据就是他们的眼睛都发蓝。其实，不仅义和团，就是当家的满族大人们，也没把洋人当人看，成立神虎营，立名之意，就是神能降鬼，虎能吃羊。而把洋人使馆聚集的东交民巷改名切羊鸡鸣巷，也是为了克死洋鬼子。全然忘记了，所谓洋鬼子的概念，是他们奉送过去的。
但是，差不多同一时期，作为对立面的洋人，好些人似乎也没把中国人当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应该是介于文明和开化之间的某种生物，比起欧洲人来，进化得不够彻底，更接近于猿人。他们说，中国人生起气来，像是“眼露凶光的狂怒的野兽，满嘴泛起与疯狗相仿的毒液”，简直就像猿人。（姚斌：《拳民形象在美国》）义和团事件发生之后，各国的相关报道中，愤怒的“拳匪”漫画，大体就是这样的形象，只是手里多了一把挥舞的大刀。
不幸的是，这样的野蛮人形象，一直就是庚子之后西方对中国人的定位。即使同情中国人的美国传教士，运用自己的影响力退还庚子赔款，但退还的款项也是用来让中国人赴美接受教育。背后的潜台词，依旧是中国人野蛮和蒙昧，需要西方来拯救。义和团运动期间，无疑是西方人的蒙难期，但是，恰是这个运动，给了在中国的西方人最大的自豪和自信，自身作为文明人的自豪和自信。
其实，八国联军入侵而带来的烧杀淫掠，无论如何都不文明，而且够野蛮。众多经历事件的传教士，尽管对“拳匪”恨得牙根痒痒，但依旧对联军的兽行啧有烦言。一个记录了使馆从被围到解困全过程的英国记者，不仅笔下有众多的暴行，而且还记录了他的艳遇，一个满族贵族家族，为了自保，贡献给了他一个家族的美女。但奇怪的是，八国联军的野蛮行径，并没有坐实洋人的非人形象，甚至都没有影响洋人头上的文明招牌。事件过后，中国人的野蛮，倒是落到了实处。中国的知识界和上流社会，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做的事情，似乎都为了一个目标，争取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的文明形象。也可以说，讲文明，成为那个时期国人的主旋律。但凡有点事，当事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别让洋人看笑话，说咱是义和团。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参加者都自觉地避免给人不文明的印象。
无疑，尽管一度中国人看洋人像禽兽，洋人看中国人也是半个人，但是，野蛮的名头，最终还是落到了中国人头上。也就是说，最后，中国人的知识精英，自己认了账。其中的缘故，不仅是由于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和文明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觉得义和团干得太不像话，理有点亏。这样一场毫无道理屠杀教民（十几万人被杀），屠杀外国人的事件，即使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搁在任何地方，也没道理好讲。
其实，即使从1860年成立总理衙门，中国被迫全面开放算起，中国人学习西方，已经经历了40年的过程。突然一个大倒车，令世界都措手不及，列强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已经大祸临头了，英国公使还天真地认为，只要下一场透雨，义和团就散了。西方人真没有想到，这个一直在学他们的国度，怎么会突然发狂，疯狂地排外，甚至攻打他们的使馆，让他们连撤侨都来不及。谁能想到，一向还算谨慎的清朝统治者，突然好像吃错了药，把国家的命运压在了一些愚民刀枪不入的法术上了。
从本质上讲，庚子之变的发生，只是戊戌维新失败后中国政局向后转的一个极致反应。而戊戌政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家的独裁者西太后保住权位的一种挣扎，朝中的顽固派，利用西太后的保位心理，点燃了她心灵深处的迷信，从而轻信了义和团的法术可以抵御洋人。如此愚蠢的大祸之所以铸成，最初的动因，就是一个独裁者的自私自利之心。两年之内，整个中国政局东摇西荡，成千上万的生灵涂炭，几至于亡国，原因居然就是这么简单。专制制度的不稳定性，可见一斑。
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野蛮的人，其实不在田野，而在萧墙之内。
从洋枪队到八旗洋枪队
早年学近代史的时候，我觉得洋枪队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是打太平军的。不过，如果客观地说，洋枪队其实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起点。当年的洋枪队是归李鸿章节制的，经常混在淮军里一起行动。洋枪队在美国牛仔华尔手里，没有成什么大气候，拥有洋枪队的淮军，跟对头李秀成打仗，占不到多少便宜，可是，到了英国军官戈登执掌洋枪队的时候，局面变了，洋枪队不仅装备更好，人数更多，而且训练更加有素，开花炮的使用，更加有效，洋枪队会用仪器瞄准了，射击技术更精良。这样一来，即使人手一杆洋枪的太平军李秀成部队，也有点顶不住了。战争末期，虽然由于杀降问题，戈登跟李鸿章闹翻了，后来洋枪队也解散了，但聪明的李鸿章，把洋枪队的装备和大部分洋人官佐都留在了淮军里，官佐专做教练，训练士兵。从此以后，淮军不仅变成一色洋枪的装备，而且与时俱进，时时更新，并最早实行了洋操，士兵列队，立正稍息，向前看齐，齐步走，统统跟洋兵一样，口令都是英语，跟现在的香港警察一样，齐步走都得喊：left，right，left……
只是，没了戈登的洋人官佐们，水平实在有限，虽然教会了中国士兵行列式，也教会了中国士兵使用洋枪洋炮，但基本的战术却是不教的，中国的军官们，也不屑于学，用罗尔纲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练兵不练官。真的打起来的时候，装备精良的淮军，还是跟其他中国军队一样，一窝蜂似的拥上去，既不知道掩护侧翼，交替进攻，也不懂得火力掩护，延伸射击。好在后来的淮军的对手，大抵是像捻军这样的国内农民起义队伍，装备基本上是中世纪的，双方对阵，只要淮军一阵洋枪洋炮轰击，差不多就垮了，因此，洋操练出来的淮军显得很有优势。这种状况，在日后的几十年里，不能说一点改善没有，但大体如旧。结果，甲午年碰到学西方学的更加到位的日本军队，就一塌糊涂了。
不过，在甲午之前，会洋操、使洋枪的淮军，还是很让朝廷满意，在同治九年（1870年），谕令各省督抚，学习淮军，编练洋枪队。一时间，凡是在华鬼混的外国散兵游勇，都有了金饭碗，摇身一变，成了洋教官。各地驻防八旗，也有所动作。最早跟洋鬼子打交道的广州驻防八旗，动作最快，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已经组成了一支有1200人的八旗洋枪队，聘请洋人演练洋操，在操场上蹦英文单词。
只是，习惯了养尊处优的旗人，不只对洋操不感兴趣，对洋枪也不感兴趣，不仅洋操操练不起来，连洋枪也懒得拿。虽然这支洋枪队后来又有所扩张，但扩进来的人，大抵只对增加的粮饷更热心，八旗洋枪队连洋枪都懒得摸，平日洋枪都锁在柜子里，不见天日。原本，在编练八旗洋枪队的时候，就没指望他们出征打仗，只是让他们当巡警，拿着洋枪，吓唬吓唬广州城里的流氓痞棍，制止一下这些人喝酒赌博之后的恶斗。然而，等到枪发下去之后，发现这些八旗洋枪队老爷，自己就是干这种事的行家，加上连枪也不乐意扛，派出去，也至多拿着大刀长矛，因此，巡防，也不甚了了了。到了最后，甚至到了上级来点校的时候，这些八旗老爷也不露面，临时雇些人来替他们扛枪站队，好在八旗老爷的风范，全国上下都一样，上级即使看出名堂，也无可奈何。连朝廷早都不指望八旗打仗了，有事，全靠湘淮军，湘淮军不行了，就只有签约投降了。
到了清朝新政时期，全国统一编练新军，朝廷对八旗仍然不死心，原本打算以各地八旗洋枪队为基础，编练八旗新军，但没想到成立了二十来年的八旗洋枪队硬是枪怎么放都不知道，只好悉数解散，挑选青壮八旗另行组军。但是，直到清朝灭亡，八旗新军也没成气候。最有规模的禁卫军，练成两协（旅），结果到了袁世凯反正的时候，这由冯国璋统率的两协八旗新军，根本没一点反抗的意思，最大的希望居然是要求冯国璋永远带领他们，不把他们遣散。禁卫军后来扩编为两个师，一直到冯国璋死都跟着他，冯国璋下野回老家，这支军队还被明令归“冯前大总统”统帅，临死，冯国璋还得给他们筹措军饷。冯国璋死后，这支“直系”的嫡系部队，一声不响就归了皖系，然后在直皖战争中，一枪没放，就放下了武器，此后就消失在军阀混战中，连一个小小的战绩也没留下。
1644年入关，以十几万人横扫中国的八旗兵，虽然到了乾隆“盛世”，已经退化得差不多了，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毕竟在守镇江的时候，还能凭借坚固的城墙，跟来犯的英军打上一仗。没想到，这仗居然是八旗的最后一缕余晖，可爱的八旗将士，在洋人打上门来，国家面临军事变革的时候，对军事现代化一点兴趣也无，在西潮涌动中，宁可缩在军营里抱残守缺，啃着铁杆庄稼得过且过，想当然地以为，打下的江山，自然就坐得住。对变革，能挡就挡，挡不住也挡，直到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抛到岸边。他们不只在洋枪队层级的军事变革上，无动于衷，就是甲午惨败之后，也不知觉悟。戊戌维新中，多数旗人都在拉变革的后腿，直到新政，也没有多大改变。
八旗的悲剧，说明了一个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无论当初有多么勇武，最后都会归于无用，在时局急剧的变化中，无法适应变革，只会凭着优越的地位，攫取特权，而这特权，恰恰成了急速没落的催化剂。
天子也得以食为天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这话，在挨饿的时候，感触最深，也最政治正确。小民会挨饿，经常挨饿，甚至饿殍满地，这是我们的历史，无可讳言的。小民不仅挨饿，最惨的时候，还有在别人挨饿时，被杀了腌成咸肉当军粮的历史，被叫做“两脚羊”。在人们的概念中，皇帝一般来说，跟挨饿搭不上边。反倒有故事说，西晋第二个皇帝，在百姓饿得发昏之际，说没有饭吃，何不食肉糜？不过，说过这昏话没多久，当西晋的大乱继续延烧，晋惠帝也跟着颠沛流离的时候，估计连他也饥一顿饱一顿了。就算他是弱智，也该明白“肉糜说”的荒唐了。再往前推，东汉末年，董卓乱后，倒霉的汉献帝，有段时间只能吃粥度日。自立为帝的袁术，临死的时候要喝蜜水，从人告诉他，哪儿有蜜水，只有血水！所以，人挨不挨饿，平时跟是什么身份有关系，但到了倒霉的光景，任你是谁，都一样，天子也不例外，老天都会让他体会到以食为天的真理性的。
晚清是个乱世。乱世人，命运无常。百姓如斯，皇帝、太后亦如斯。慈禧是晚清当家最久的当家人，名义上的太后，事实上的皇帝。道光虽然赶上了鸦片战争，但仗打完了大家假装没事，也就太平了，看上去离亡国还远着呢。慈禧的夫君咸丰，才是正经的乱世之君，屁股在龙椅上没坐多久，就遍地烽火，里面烧，外面也烧。一直烧到圆明园，烧得咸丰躲到热河。这时候慈禧据说帮过忙，不唯枕边工夫，还帮着看奏折。然后，咸丰一翘辫子，天下就是慈禧的了，此后两个皇帝，都是摆设。等到她咽气，清朝也该咽气了。
就是这样一个当家人，在吃上也受过憋屈。第一次是随咸丰出逃到热河。出逃得仓促，路上辛苦。皇帝不过以烧饼充饥，后妃们连烧饼也吃不上。到了热河，赶上当时也不是例行木兰秋狝的日子，行宫的储备也不多。加上遍地烽火，到处打仗，远方的贡品，一时半会儿也贡不上来。所以，宫里头吃食就有点紧张。嫔妃们，半个月之后，才能经皇帝特赏吃上肉。皇帝赏嫔妃的朱谕尚在档案中能查到，可怜得很，特赏一桌菜，无非是“大碗茶二品，小碗菜二品，碟菜二品，大馒头一碟十个，小菜四碟，老米饭，粉汤卧果，白煮羊肉”。倒霉的咸丰，到了这般地步，也顾不得天子之尊了，这点今日一般人家的家常菜，还得劳神自己亲自分配。这群因逃难嘴巴淡出鸟来，连白煮羊肉都得特批的嫔妃里，就包括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慈禧）。台湾史学家吴相湘推断说，很可能因这饮食不周，慈禧嫉恨时兼任内务府大臣的肃顺，联合恭亲王奕（讠左斤右），发动了辛酉政变。
如果第一次受憋屈，是慈禧老公惹的祸。第二次挨饿，可是慈禧自己的事。她自己废了戊戌维新，开历史的倒车，得罪了列强，放任守旧派大臣胡闹，支持义和团杀传教士、杀教民，围攻外国使馆。最后八国联军打进来，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神术失灵，慈禧换上便衣，仓皇出逃。这是1900年夏天的事了。从北京逃到怀来，几百里路，两日夜，没碰上一个朝廷命官招待，别说吃饭，连口水都没的喝，渴了，只能啃地里的玉米秸。到了怀来，总算这里的知县吴永还在坚守岗位，拼命保下了一锅小米粥，没让乱军抢走，还找到了五个鸡蛋，一并煮了奉上。慈禧一口气喝了好几碗粥，五个鸡蛋吃了三个，剩下两个给了光绪。
说慈禧因为饮食不周，而发动政变，实在有点牵强，未免小看这女人。别的不说，不政变把肃顺杀了，她的垂帘听政是没戏的。不过，像她这样身居高位的人，挨回饿，受点憋屈，是有好处的。1860年辛酉政变，属于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狗咬狗，孰是孰非，还真不好说，肃顺未必就会比慈禧和奕（讠左斤右）更明智，更开明。挨过饿的慈禧，行事还真的挺明白，杀了肃顺，但肃顺利用汉人的政策照旧，肃顺用的曾国藩，不仅没有因此受牵连，照样重用，甚至比肃顺在的时候还要受重用。此前连一省巡抚都求不来的曾国藩，待到慈禧当政时，居然得到了两江总督，而且节制四省。个中道理也很简单，她不想再一次挨饿了。第二次饿挨得更厉害，因此，得到的教训也就更大。从此之后，老太婆彻底学乖了，再也不敢干支持义和团的傻事。老老实实学西方变法，于是开始了清朝的新政，连预备立宪都答应了。现在看来，清朝新政还就是搞得不错，如果不是慈禧死得早，仓促换上了少不更事的载沣，也许改革能做成也未可知。
吃饭是人的第一等大事。皇帝和太后，由于供应太足，吃得太好，一般不会有饿饭的问题，因此，对于吃饭问题的严重性，多半考虑不周，因此对民以食为天的真理，认识不够深刻。可是，一旦机缘凑巧，让他们挨上一次饿，所得到的体会，比谏臣们上多少次奏折都管用。饿一次，聪明许多。
末世贵胄的货与色
晚清最后十几年，最走红的满人亲贵要属庆亲王奕劻。连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都得拼命地巴结他，一个劲地给他上货。虽然说，太平天国之后，清朝的天下，靠汉人崛起保了下来，督抚专权，汉人势力上升。左右政局的大臣，汉多满少。但当家的西太后，真正信得着的，还是满人，尤其是宗室亲贵。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当家妇人，骨子里受本质上是乡下人的京剧的影响甚大，为人处世，一股子乡土味道，根深蒂固相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乡里古训。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朝里地位最主要的大臣，比如首席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王大臣，都是亲贵宗室。顶用不顶用是一方面，但至少放在身边，在养心殿睡着踏实。
到了庚子之后，庆亲王崭露头角，成为朝中最明白的宗室亲贵，虽然血缘远了点，但也只能将就了。平心而论，奕劻的确很明白事儿，至少大事不糊涂。戊戌政变，老太婆凤颜大怒，一度执意要废了光绪，亲贵中唯有他，拼了命死劝，连屎尿都拉在裤子里。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没有跟着起哄。此后搞新政，大体上都能跟张之洞、袁世凯们保持一致，连预备立宪也不反对。可惜，此时的满人，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早已把那点精气神消耗干净了，亲贵更是如此。庆亲王奕劻最大的毛病是好货贪财，因此，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成了家常便饭。正因为这点，那位因长相酷似同治皇帝而深得老太婆信任的瞿鸿机，没少挤对他。当时以敢言著称的御史“三霖”（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弹章屡上，但奕劻却始终不倒。比奕劻更明白事的老太婆未必不知道奕劻的那点爱好，但长得像儿子的人毕竟不是儿子，大清江山，是满人的，是自家祖宗的江山，必须留个自家人在身边。
奕劻的长子载振，子凭父贵，30岁就做了新成立的商部的尚书，随后转为调整后的农工商部的尚书。据说，当时新发行的纸币，上面印的都是载振的头像。只是，少年得志的振贝子（此时载振的爵位是贝子，属于亲王之下第四级，地位已经很高，昔日即使皇帝的儿子，最初也不过封贝勒、贝子），从小锦衣玉食，对于钱财倒是无所谓，最在乎的是美女，很有那么点寡人之疾。
于是，做了最有钱部门的尚书，载贝子一连闹出两场情色事件来。第一件跟妓女，第二件是跟女艺人。当时，有位津门名妓，色艺俱佳，名叫谢珊珊，在载贝子席上，珊珊名妓恃宠，把脂粉涂抹在商部官员的脸上，大家嘻嘻哈哈，一笑置之，都习惯了。可能有位官员喝醉了，散席出门也没有把脂粉擦去，于是事情败露，御史参了一本。好在虽然清朝明文上不许官员嫖妓，但此时禁令早已废弛，老太婆知道后，只生了点小气，骂了一顿而已。倒是庆亲王奕劻，装模作样让儿子跪了半晌，直到有外人来见了，一个劲儿劝，才结束“惩罚”。报人林白水当时是这样报道的：“北京近来又立个商部，这商部尚书是庆王爷的儿子载振做的。这位载振很喜欢吃花酒。有一天约了几个商部侍郎，还有几个阔佬，在北京余园地方吃花酒，又叫了许多局子，那种花颜云鬓，陪着红顶花翎，坐在一块儿，着实配得很哩！可巧有一位御史，姓张名叫元奇，知道这桩事体，立刻做一本奏折奏上去，皇太后听见这话，就降一道懿旨，淡淡的骂了几句。”
然而，过了三年之后，载贝子事情反而闹得更大了。这事，跟一个叫段芝贵的人有关。此人是北洋的旧人，是袁世凯从李鸿章手里继承下来的旧将，小站练兵时的左膀右臂，跟段祺瑞也关系密切，人称段祺瑞为老段，段芝贵为小段。袁世凯称帝，他拥戴甚力。在袁世凯死后，段芝贵还在民国历史上有过不怎么样的表演，五四运动的时候，人传他力主镇压，后来直皖战争，他又是皖军的总指挥，仗还没等怎么打，就稀里哗啦败了。但是，此时的段芝贵，正处在上升时期，做过镇统制（师长），兼管天津警察事务的他，一直都想高升一步，过一过封疆大吏的瘾。而他的主公袁世凯，也乐于让部下升上去。因此，有人传，这事也跟袁世凯有关。不管怎的，反正机会来了，载振奉命到东三省公干，从天津乘船出发，逗留多日，段芝贵得以尽地主之谊，当然少不了名妓美女侑酒。当时津门有位女艺人杨翠喜，是京津两地尽人皆知的女伶，人长得美，戏也演得好。14岁登台演出，当时中国坤伶很少，所以一下子就红了。据说，曾经深得李叔同的赏识和爱怜。可惜，走红的杨翠喜，也只是其养父的摇钱树而已。席上，杨翠喜大展身手，把个载贝子迷得半截身子软了。接下来，段芝贵趁热打铁，高价买下杨翠喜，送给载贝子。不久，东三省改设督抚，段芝贵被破格提升为署理黑龙江巡抚（代理）。
可是，一位红艺人冷不丁离开舞台，不可能没有动静。很快，事情为奕劻、载振父子的政敌侦知，御史赵启霖一封弹章上去，载贝子又有麻烦了。好在袁世凯属于那种特别会办事的人，他手下的干将，自然也不差。在朝廷派人调查之前，段芝贵在天津警察里的好友杨以德，马上安排了一位盐商王益孙，也是杨翠喜的旧交，出面顶缸，一时间，神不知鬼不觉，杨翠喜回到了天津，所有的买卖手续一律重办。其实，原本买佳人的银子，大半都是王盐商出的，现在顺势把人接回来，倒也顺理成章。原本查案的人，就不乐意接这得罪人的买卖，拖拖拉拉，等人到了天津，这边所有的事都安排妥帖了。这位能干的杨以德，后来的故事也相当扎眼，民国时期，他成了天津的警察头子，在五四运动中，镇压过天津的学生运动，把周恩来等人抓到了监狱里。而那位盐商，抗战时做了汉奸，被军统的铲奸队瞄上，一枪毙命。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当然，到了这个份儿上，载贝子什么事也没有了。于是，御史赵启霖反倒丢了宫。可是，这事动静忒大，即使把事抹平了，人言却抹不平，舆论反了天。段芝贵的封疆大吏只好暂时不做了，而载贝子赔了美人，官也折了。好在庆亲王奕劻圣眷犹在，地位仍在，因此泼天的富贵也在。几年后，满人亲贵全面当家，大举收权，载贝子又重新出山。可惜，满人的江山此时已经到了头，载贝子只好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也。
当统治集团最可靠的自己人，最大的爱好只剩下货与色的时候，这种货色的权贵，可靠固然还可靠，但实际上已经成了自己江山的掘墓人。
扬州瘦马与阔太选拔
扬州瘦马，是明人张岱《陶庵梦忆》里说的事。扬州的繁华，在明清两代，没有城市可以比。因为那是盐商们喜欢的地方，人富，钱多。人一富，事就多，最热衷的就是找女人。现在是找二奶，当年叫纳妾，基本上属于合法配偶。所谓瘦马，就是扬州这个地方，待嫁候补的妾。有专业人士专营，先从各地买来，一边养滋润了，一边培训，调教出个人样来，就可以供人挑选了。在扬州，这是个有规模的产业。所以张岱说，“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者，数十百人”。如果有哪位富商有纳妾之意，哪怕稍微露了点口风，这边的从业人员，立刻蜂拥而至。“牙婆驵侩，咸集其门，如蝇附膻，撩扑不去。”跟苍蝇见了血似的，非把主人拉到瘦马家看货而后止。看一家，至少得见五六个瘦马，如此这般地看过去，五六十人过眼，多半挑花眼了。最后被撺掇着选定一人——千万别误会从业人员在买卖人口，人家不卖的，只要你按规矩送上红花彩礼，一个好生生的姑娘，就归你了。
毕竟时代不同了。昔日的纳妾，如今变成了交友。从前听说富人找配偶，蜂拥而至的是作为中间人的牙婆驵侩，现在蜂拥而至的是女士本人。中间人则变成了交友网站，这样的网站，还组织了有着半今不古、半通不通名字的活动——“杰仕人生——名流游艇会”。“杰仕”是什么东西，咱不知道，但名流咱还是懂的，只是，在这里，有钱就是杰仕，就是名流。参加活动的男性，必须是有钱人，每人需要交纳36800元，女士则没有这样的限制。所以说，这个活动一推出，大家都说，这是在给阔人找阔太。这样的活动，此前在上海好像也搞过，但规模没有这么大。据说，仅在深圳一地，有姿色或者自以为有姿色的女士们，自愿报名的就有2800余名。可是，最后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能登上游艇的，只有5人。按这个比例，有资格选人的阔人，应该不足5人。（11月19日，《南方日报》）
我们没法谴责那些参加“海选”，争当阔太的女孩，毕竟，选择做阔太，是她们的自由。令我感到不快的是这种活动的形式，无论叫什么，其实，无非是抬出阔太的名头，诱使大批的女子，排上队任富豪挑选。跟当年的挑选扬州瘦马，何其相似？只是当年挑人，看相貌，看手，看皮肤，看小脚，今天变成了脸蛋儿加三围，据说还有气质。中国人自戊戌维新开始，争取妇女解放，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可是到今天，把女性当成被挑选的商品的活动，却还能够堂而皇之大张旗鼓地开展。好生奇怪，据说，选美在当今中国大陆还有限制，可是，即便选美至少还有个公益之类的借口。深圳这样的“交友”活动，明目张胆地给富豪选配偶，让成千的女子排上队接受选拔。这又算什么？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交友，几千个女子排队接受几个人挑选的交友？接受挑选的女子，此刻，是人，还是东西？女性的尊严，曾经被视为圣洁的爱情，在这样的挑选中，应该早就不见了踪影。
当年扬州瘦马的时代，女子寻找配偶，无论是正室还是偏室，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个吃饭的问题。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其实，当今女孩子争嫁大款，背后也不乏吃饭，或者吃好饭的动机。日益严酷的社会生存现实，女孩个人奋斗的艰辛，特别是当下大学生毕业求职之难，女性尤其难，很多地方公然歧视女性，一点都不忌讳。确实使得女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所谓格言，特别流行，也特别对景。虽然，不排除很多女孩也许天生就梦想嫁入豪门，或者好逸恶劳，但更多女孩其实是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女人生存艰难的现实。
中国虽然是个具有庞大妇女组织的国度，但在这个国度里，却很少有人在女子权益受损的时刻，会站出来说话。我们可以鄙视这样的活动，但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严酷的社会现实。国家和社会，理应多给女性一些机会，一些奋斗向上的机会，不要让她们一出校门，就输在起跑线上。不要逼她们中一些尚有志气之辈，如此早地就放弃幻想，躲入豪门。高高在上的男性，在女性受到歧视和压迫的时候，应该站出来，为她们说句话。而不是站在一旁，津津乐道或者指责她们争做阔太。
过去的粪业垄断经济
人生在世，吃饭是件大事，吃完了排泄也是一件大事。延安时期，一个苏联记者看毛泽东不顺眼，听见老人家说，人生就两件大事，第一要东西吃进去，第二要有东西拉出来。就认为毛很粗鄙，实在没有道理。不用说，这是大实话。眼下最时髦的事，是讲经济。吃饭的事，事关经济事业，排泄的事，也是一种经济行为。自古以来，只要人扎堆居住，就得解决排泄的问题，否则，就住不下去。
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有很发达的下水系统，有公共厕所。中国的汉唐城市遗迹，有没有公厕不知道，但也有很粗大的陶制的下水管道。只是到了明清时节，这种东西不见了，即便是皇宫，也用人往外抬。就跟中世纪的欧洲，也没了下水道设施一样。历史不见得总是进步，有时候是会倒退的。所以，清朝的北京居民，排泄的事说起来就很尴尬。夏天的时候，粪便有农民进城收走，但是到了秋冬时分，庄稼收割了，肥料需求不大的时候，农民不怎么来了，就只能随地方便，夜里积攒的粪便，早上起来，胡同里一倒了之。整个居民区，肮脏到了极点。天旱时，到处是掺着粪尿的土，雨天时，到处是掺着粪尿的泥。只有皇帝出行，才会铺上一层黄土（不铺绝对不行）。
这种事，在中国的南方，就不存在。那里一年四季农民对粪肥需求都特别大，即使城市没有下水道，所有的粪便，还是都被收罗干净。粪便，就意味着金钱，农民要花钱买。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建公共厕所，不是为了便民，而是卖粪。不仅卖自己家的粪便，而且卖行人的。公厕里的粪便，一般都是被农民包下来的，包下来之后，还要看着，不留神，被别人掏了去，就是一笔损失。相对来说，北方的农民土地多，又只能种一季，也没有南方农民那么勤快，所以才会出现北京城的那种惨状。
北京城的这种状况，到了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让分区占领北京的洋人很是受不了。下决心管管北京人排泄的那点事，于是开始强迫中国人修建公厕，组建社区组织，指定人手，定期掏粪，然后统一卖给农民。于是，北京城有了粪商和粪工两种行当。粪工受雇于粪商，就像店主和店员。到民国期间，粪业已经相当发达，粪商们分别占若干个胡同，各有各的地盘，世袭垄断，父承子业，绝不许别人染指。除非后世子孙混不下去了，把地盘给卖了。粪商如此，粪工也是世袭事业，轻易不能替换。接受粪商和粪工服务的居民，每年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得给犒赏，犒赏分成两份，一份给粪商，一份给粪工。粪工工资微薄，全靠居民赏赐，才得以养家糊口。但是粪商却很肥，不仅可以得到居民的犒赏，等于是今日的卫生费，而且可以把掏来的粪便积攒起来卖给农民，两头拿钱。
按说，居民是粪商和粪工的衣食父母，双方是一种服务交换关系，理应服务得好一点。但是，由于粪业都是垄断事业，地盘都是固定的，住在哪个胡同，就得享用哪个粪商和粪工的服务，居民也就形同被绑架，无论怎样，你都得受着，否则，人家就不伺候了，几天厕所满了，粪水四溢，熏也熏死你。那些南方来的官员、学生和商人，不习惯大事小事都进公厕，在蹲坑上挨熏，仍然跟在南方一样，用马桶方便。但是，马桶用着舒服，倒马桶成了问题，人家粪工说传统没有这项业务，得单收费，如果你不肯，把马桶倒进厕所，人家连厕所都不掏了。所以只能乖乖就范，每桶奉上一角大洋。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不小的钱。而且这钱还逐渐看涨，两角、三角地涨上去。逼得所有人都得上公厕，时间一长，北京人蹲坑，就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晚，都有一批人蹲在那里聊天。公厕，就跟茶馆似的。
从北洋到国民党，历届政府都想改革这种垄断的粪业，但是，每次只要放出风来，粪商和粪工就会拥到市政府，带着掏粪的家伙和大粪，示威抗议，有哪个政府官员能受得了这个，于是，只好不了了之，任他们垄断如故。直到某些富人区有了下水道，安装了抽水马桶，这个对于北京富人也头痛的问题，才算了结，但是一般居民，依然得忍受这样的粪业。
像北京粪业这样的垄断，属于中世纪行会的遗风，跟后来的经济寡头的垄断，或者行政性的垄断，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只要是垄断，没有竞争，服务就一定好不了。同样是粪便，在南方可以是挣钱的商品，排泄者本人可以因此而获利，但是到了北京，排泄者不仅要付费，而且还要忍受从业者，不，粪霸的挤对甚至勒索。尽管是交易关系，但只要一方没有退出的权利，服务就必定会越来越次。什么性质的垄断，都是灾难。
知青群体与知青运动
南方报系《名牌》杂志2009年十大年度精英的评选，被定位于知青群体。颁奖仪式，在著名的建川博物馆举行。这是由于这个博物馆的创建者樊建川，也曾经是个知青。我被邀参加这个仪式以及知青论坛，在会上会下，见到了许多像樊建川这样从前的知青，现在的精英人士。收了一堆的名片，不是老总，就是高工、教授，以及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很多人，都是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大人物。
当然，这些精英人士也清楚，当年的知青“战友”，有两千多万人，绝大多数离精英这两个字很远。他们其实是当下的弱势群体，处境艰难。当初从广阔天地回城之时，多数人岁数大了，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没有住处。好容易安置下来，成家立业，步步都赶不上。不是摊上工厂倒闭，就是轮到自己下岗。除了少数考上大学的人之外，剩下的，大部分是城市贫民。当年，这两千多万被赶到农村的青年，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虽然叫做知识青年，但中学只上了一两年，很多人其实就是小学生。在农村，在边疆，他们吃了很多苦，但是却没有城市工厂生活的基本技能。如果说，对于成功人士而言，曾经的苦难，可以是财富，但对于更多没有成功的人来说，苦难仅仅就是苦难。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知青运动。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这样的事。用行政力量和政治动员，把绝大多数城市青年，都赶到农村，赶到边疆。和平建设时期，几千万规模的人口的逆向流动。关于这场运动，流行的看法有两个。一是说在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心中，的确存在类似于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的情结，真的认为农民是最淳朴、最革命的人，城市里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应该接受农村的洗礼，接受农民的教育。所以，知青运动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是说，之所以有知青运动，无非是因为“文革”的目标已经达成，该打倒的人都打倒了。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留在城里，多少是一种动荡的因素，重整秩序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的存在，是城市的压力。当局是为了消除隐患，以及减轻城市就业的压力，才发动这场运动的。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的领导人，的确对于农民怀有民粹主义的情怀。这种情怀，在知青运动存续过程中，被反复提及和强调。不要知青在城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反而要他们去农村，接受怎么说在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中不那么先进的农民的教育，如果不是民粹主义，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解释的。尽管我们看到，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自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的人，都往往被发配到农村，接受惩罚。类似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犯错的人就要“黜为农”，暗示农民并不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身份。但这并不妨碍领导人在心目中，在精神领域幻化农民的圣洁形象。因为他也曾让自己的儿子，到农村接受农民的教育。把城里人下放到农村，主要是一种通过艰苦生活进行的惩罚，在圣洁化农民的同时，领导人当然也知道农村生活的实际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实际上，无论是“卸包袱”还是“再教育”都只是知青运动的一种表层原因。知青运动的远因，在于当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大框架下，就没有明确城市化的位置。
无可否认，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追求者，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化的激进主义者。但是，他们的现代化，却没有城市化。他们对于推进工业化不遗余力，几个五年计划，工业化都是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对于城市建设，却一直没有花太多的工夫，即使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没有城市化的规划。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当时的工业化，是一种农村状况的工业化，即使工厂建在城里，也不大考虑生活的配套，甚至把城市也变成乡村的状况。更不用说，由于三线的建设，大批的工厂实际上搬到了山区农村。以至于有人刻薄地说，在改革前，中国到处都是农村，城市也是另一种的农村，所谓都市里的乡村。正因为这样一种建设框架，所以，把城里的知青赶到乡村，才是合情合理的。在“文革”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束，新的秩序建立之后，仍然每年都把知青赶下去。因为，城市里没有这些青年的位置。
中国的传统，有让子女多吃苦而经受磨炼才能成才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今天依然有市场。的确，知青中的少数人，经过农村生活的磨炼成长成为特殊的人才。转型时期的中国，很多类似今天聚集在建川博物馆的知青精英，不折不扣是这个时代的骄子。但是，大量的普通人，却没有因此而成才，他们是被耽误了的一代。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在中国，现代化必然伴随城市化，是农村人往城里走，而非相反。动用行政力量驱使城里人（不仅是知青）到农村的反城市化的现代化，是没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如果两千多万人的牺牲，能换回这个教训，那么知青吃的苦，还算有点效用。可惜，我们看到，被历史决议早已判明为浩劫的“文革”，其中的知青运动，已经逐渐被人涂染上喜剧色彩，快要变成庆典了。
作为结构裂痕的三个征兆
2009年这一年，在表面上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经济危机，是延续去年的，而种种救市措施，也是去年的延伸。其间发生的众多事件，似乎没有一件属于“首创”性质。对于做媒体的人来说，这一年似乎活该平淡无奇。不过，平淡无奇的表面，往往潜伏着暗流。这一年，有三个事件，在我看来，事情虽然不大，但对今后影响巨大。
第一个事件，是吉林省松原高考舞弊。高考舞弊近年来曝光很多，各地都有，但松原的舞弊却是结构性的。从学生、家长、老师、监考到作弊器材商，形成了作弊流水线，作弊形成风气。舞弊规模之大，程度之恶劣，1952年以来罕见。有些考场，不作弊反而成了怪事。到了这个地步，至少在松原一地，高考制度已经崩解。考虑到高考在出题、判卷、试题运送、监考等各个环节，现在都出了事。松原事件，也许不会是个别的。在中国历史上，自打有了科举考试制度以后，考试制度一直就是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对于制度的信念，最后的一丝信赖，就是考试制度。松原地方的人们，从考生家长到监考，甚至教育官员，竟然敢于对高考制度如此玩忽，如此不当回事。预示着此地的人们，对于制度整体上信念的丧失。可以设想，此地日常秩序的建构，很可能不再依赖于体制的力量，而是第三社会的介入。但愿，松原的事件，还只是局部的裂痕。
第二个事件，是郑州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失言。“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样的发问，可以说是很多官员的实话实说。但一旦摆在了桌面上，其杀伤力之大，是难以估量的。逯军失言的要害在于，他把现实存在的官民对立的事实，公开说了出来，以一个官员的身份公布了这个事实。而这个过于严峻的现实，恰恰是体制多年不乐意正视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存在诸多的矛盾。官民矛盾，就是其中最要害，也最突出的一个。社会上的很多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比如所谓的新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教育，比如愈演愈烈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其实追根问底，百分之九十，都是有官民冲突的背景。一方面，官本位的弥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是学校、医院、银行，凡是官办的，都办成了衙门。而且当这些单位领导和群众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多半会出来为单位背书。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公司化趋势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在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中，政府往往扮演冲突发动者的角色，而驱动它们如此行事的动力，就是部门的利益。官民对立是一个现实，但如果政府官员公然承认这个现实，坦诚官方和民众立场不一致乃至对立，那么，就等于戳破了这层糊得很严实的窗户纸。将体制多年的宣传功力，废之于一旦。后续的效果，将在以后继续发酵。从好的方面讲，也许可以促使执政者进一步正视这个问题，着手结构性的改革。
第三个事件，是成都拆迁的唐福珍自焚事件。全国拆迁暴力多有，自焚事件其实不止唐福珍一例，但是唐福珍事件却是曝光度最高的一个。这个事件表明，在追求自己利益方面，地方政府能走多远。以至于官民双方陷入一个决然对立不可调和的境地，都采取了最激烈的对抗手段。一方公然自焚，一方则即使你自焚，我的拆迁也绝不停止，而且宣布你暴力抗法。这样的决然对立，当然结果是事件高度曝光，媒体一致谴责，形成巨大的网上压力。甚至在这个事件中，以往多站在政府一边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也开始发声，由此促使国务院修改拆迁条例。事件的效应，有点类似于两年前的孙志刚事件。但是，拆迁条例涉及的各方利益和复杂的关系，显然是收容条例所不能比拟的。可以预料，一旦拆迁条例有大幅度的修改，比较符合物权法的精神了。那么，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运作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官民关系，都会随之受到冲击。从好的方面讲，这个事件会使改革以来一些深层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正视，由此出现改变的契机。
客观地讲，三个事件都是改革以来残存的旧结构出现了裂痕，从观念到实体，莫不如是，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裂痕。这样的裂痕，孕育着危机，也是机遇，更是改革的契机。不管结果是好是坏，其后续发酵的效应，将会持续几十年，甚至更多。
民营企业家的三种尴尬宿命
中青报5月13日报道了山西大同一起冤案，一位民营企业家被公安局经侦支队长勒索不成，被捏造罪名羁押，在法院宣判无罪的情况下，连续被羁押941天，将近三年。所拥有的2000多万资产，也被非法贱卖。而这位冤案的制造者，却凭借这个案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高升局长。如果不是后来因为矿难的瞒报事件而被双规，这起冤案不知道会沉冤到什么时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企业家不答应勒索，仅仅是因为他拿不出人家要的那么多钱（200万）。
这个事件，绝非孤例，实际上反映了民营企业家生存状态之一种：待宰和被宰的羔羊。我熟悉的几位曾经做得风生水起的民营企业家，最近都表示要移民。原因是他们现在被人盯上了，留下来不走，或者被国企鲸吞，或者被有权势背景的企业吃掉，或者一点点被权力部门蚕食。在一些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除了计划生育罚款，已经较少被基层政府骚扰了，但那些中小企业家可在大触霉头，相比起一般农民，他们是大鱼，吃一条可以管好些年，所以，政府的管卡拿要，无日或无。
当然，民营企业并不只有这一种命运，有的时候，他们还很受优待。除了极个别内地落后地区，对于民营企业，采取猪还没养肥就杀掉的蠢办法之外，在GDP和政府公司化的导向下，一般来说，招商引资都是各个地方的首要任务。为了把资金引进来，地方政府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优惠姿态，甚至不惜违反国家的法令。土地可以白给，税收可以减免，污染可以不问，只要你来投资。在这样的优惠下，民营企业肯定是很得意的，它们跟其他进入的资本一样，占尽了地方的便宜，这个便宜甚至要当地的百姓，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有的地方，竟然出现了很多癌症村。
然而，民营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的蜜月，不见得能够长久维持。一旦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了，特别是某项产业，当地有权势者及其家人亲戚也在做这一行的时候，鲸吞就开始出现了。企业家在发展的时候，得到的优惠是不合法的，因此他们在被鲸吞之际，所遭遇的非法待遇，也一样投诉无门。即使不遭遇鲸吞，也会遭到权力部门和个人无休止的勒索，一点一点把你逼向绝境。只要没有山穷水尽，企业家总会想办法熬过去，这些权力部门和个人也看准了这一点，反正你有产业，你拖家带口，我勒你的脖子，只要不一下子勒死，你大抵不敢反抗。实在没办法了，就慢慢抽出资金，及时逃走，找另外一些尚未开发的地区，还在给优惠的地区发展。如果逃不走，就可能像大同这位仁兄一样，家破人亡。
民营企业家还有第三种命运。他们中的有些人本身就是有背景的，或者在经营过程中，跟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结下了良好的关系。这种状况，小的有地头蛇式的企业，完全是草根，但由于在当地起家，跟地方官员和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地位也相当稳固。大的则入籍海外，成为外籍华人或者港澳人士，他们的投资，就成了三资企业，享有特别的优惠不说，还因国家担心国际声誉的缘故，受到特别的保护。但是，一旦这些人的靠山倒了，关系变了，也会遭遇麻烦，有时甚至是很大的麻烦。有的即使做得很大，也一样会被更大的黑恶势力看上，招致鲸吞，比如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嘉利来大坑事件就是如此。去年，一直跟当地有着良好关系的电动自行车企业，也因国企看上了这个产业，利用关系在制定国家标准之时，加以全面封杀。
如果不能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那么法制的环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民营企业的这三种中国式遭遇，无一不是非法制环境的产物。在人治的条件下，官可以给你超常的优惠，也可以养肥了就杀。即使有靠山也靠不住，因为靠山也不知什么时候就倒了。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由于跟官方过于密切的结合，实际上坠入最为人诟病的官商勾结泥淖，惹了一身污秽，自己的名声还臭了。日后遭受冤屈，即使媒体曝光了，民众的反响也不会很大。使得权势者杀肥，更加肆无忌惮。不消说，再这样下去，中国的民营经济，注定是死路一条。在整体上司法失效的环境里，民营企业即使还能生存，也相继变质，走到国计民生的反面。不是投机，热炒某一行业，然后把这个行业毁掉，就是竞相投资那些短平快的高污染行业，以期求得快速的回报，然后早点脱身，移民国外。
动物的死活，还真是个问题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就学会了驯化动物。驯化的目的相当险恶，一为口福，二为动力。自打被驯化的动物猪马牛羊和鸡鸭鹅狗之类，登上人的历史舞台，好多活儿人就不用干了，而且吃的蛋白质也有保证了。唯一的缺憾是不够人道，不，兽道。不管怎样，都是人说了算，要用则用，要杀则杀。就中国人而言，牛马和狗，都是朋友。古来不乏义犬救主的故事，也不乏人牛互怜的传说。老农民尤其痛恨杀牛，编出无数的故事，说杀牛者来世变牛。但是牛和狗，还是纷纷进了人的汤锅。以我的经验，只要社会上挨饿的人比较多，死了动物，无论养它们的人怎样看重，甚至以礼厚葬，但最终还是免不了进了人的肚子。“文革”年间，我在黑龙江农场做兽医，有些患上恶性传染病死亡的动物，比如马的传染性贫血、炭疽，牛和猪的口蹄疫等，统统要深埋，严禁人食用。但是，我们深埋了之后，即使浇上大粪，还是个个都被周围的农民挖了去，进了他们的肚子。试想，这种时候如果有人埋葬了他的爱犬，结果会是怎样？
人跟动物，尤其是跟家畜，关系非常复杂。有的人爱动物甚于亲人，有的人则反之，更多的人则单纯地把家畜看成一块肉。即使在动物保护盛行的西方，大概也禁止不了人吃动物，提倡的人，仅仅是提倡而已。但是，如果有政府出面，强令屠杀某一种家畜，或者反过来，禁止杀某一种家畜。在老百姓看来，无论如何都不舒服。
明朝的正德皇帝，在民间传说中，是个游龙戏凤的花花公子。史书上说他比较喜欢胡闹，不知怎么就以为自己韬略高明，可以打胜仗，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要当将军、总兵，自己就给自己封了武将的官衔。宫里不住，在外面盖豹房，在里面寻欢作乐。可是，这个胡闹皇帝最离谱的事，还不是好色和好武，而是下令不许百姓杀猪。理由很简单，他姓朱，而且属猪。摊上这样的皇帝，没人敢跟他说姓朱不是猪，属猪更不等于猪的道理，只好由他胡闹。只是连带着委屈了孔夫子，他老人家从来接受士子们的春秋二祭，猪头都是首选。现在不行了，只能改羊头，味道变了不说，上面的肉就少了许多。
不让杀猪，便宜了猪，委屈了人（包括死去多年的孔夫子）。但至少不那么残忍，屠夫们可以少杀点动物，按佛门的说法，积点阴德。可是，我们现在某些政府官员的做法，就比较血腥——他们是杀狗，全城屠杀。前些日子黑龙江黑河市，不知为什么，突然下令全市屠狗。后来大家一起抗议，才停了下来——只是传说有领导被狗咬了——但最终没有解释。眼下，贵州的思南，又开始全城杀狗。这回据说理由充分，为了创建全国卫生城市，狗到处拉屎，不卫生。
就跟具体的人要跟谁交朋友是他们自己事一样，人和动物的关系，最好也是由具体的人自己处理的好。只是在涉及公共事务的部分，要服从公共的约定，政府根据这个约定，进行管理。比如狗需要打疫苗，要拴养，出来遛狗，要处理狗粪等。在发达国家，看见遛狗人往往带着家伙，随时把狗的排泄物收起来。政府要做的，只是管理——如果有人违规，加以处罚。其实，像贵州思南这样的城市，别说狗，就是农村的猪也上大街，如果说狗粪不卫生，未必猪粪就干净。如果按思南政府的道理，创卫就要杀狗，那么杀不杀猪？那里的一样满大街走的鸡鸭鹅杀不杀？显然，要真的想创卫，只能加强管理，加强宣传，让人们自觉地把家养的动物管起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而不是动辄言杀。一个卫生城市，首先人们的思想行为是要文明的，动辄屠狗，姑且不论狗是不是人类的朋友，但毕竟是一部分人的所爱，为了政府的某个目标，这个目标很可能只是出于一时的政绩工程的需要，就强行夺人所爱，剥夺人们养宠物的自由，道理何在呢？这种行为，首先就不文明。即使拿到了所谓卫生城市称号，也变了味道。
所以，劝某些地方政府，一个杀字，还是暂且休出口的好。动不动就把强制加于老百姓，不是一个文明的习惯。严格地说，政府也没这个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