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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只是一个打工仔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找到什么活儿干?虽然我刚过13岁,但我十分渴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以帮助我们家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所希望的前景开始成为一个可怕的噩梦。这个时期,我一直在想,我们要努力工作,省吃俭用,每年挣下300美元—每月25美元,来维持生活所需,而不需要依靠别人。那时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还是非常便宜的。

霍格姨父的那个兄弟经常问我父母有意让我干点什么,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我所见过的最为可悲的一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霍格姨父怀着世界上最善良的本意,向母亲说,我善于学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让我提着篮子装上些小玩意儿,到码头周围去叫卖,他相信我一定能赚不少钱。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一个被激怒了的女人是什么样子。母亲当时正做着针线活,她猛地站起来,伸开双手,在他面前挥舞着。

“什么?让我儿子去做小贩,混迹于码头上那些粗野的人中间吗?那我干脆把他扔到阿尔勒格尼河算了!你走!”她吼着,指着门口。霍格姨父走了。

她站在那里,像一个悲剧中的女王,然后她禁不住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啜泣起来。但她并没哭多久,然后把她的两个孩子揽入怀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介意她的失态。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我们只做正确的事,我们会成为受人尊敬的、有用的男子汉。导致母亲发火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做小贩是简单的劳动,她总是教育我们说懒惰是可耻的。而是因为,在她眼里,做小贩有点儿无业游民的性质,不怎么光彩。是的,母亲宁愿一手搂着一个孩子,与他们一起死去,也不要让他们在这么小的年纪就与低俗为伍。

当我回顾早年的奋斗,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家庭可以更令人自豪的了。那种对荣誉、独立、自尊的热烈期望遍及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沃尔特司各特说伯恩斯在全人类中最独具慧眼,我要说,我的母亲也同样如此,正像伯恩斯说的:

她的眼睛即使看着空洞的空间,依然透着对荣誉的热烈渴望。

那英雄的、伟岸的灵魂远离了一切的低俗、自私、欺诈、多变、下流和空谈。我的父亲也是自然的贵族之一—为一切所钟爱的圣徒。有这样的父母,我和汤姆没法不在成长中培养起高尚的品格。

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父亲发现他有必要放弃他的手摇纺纱机,而进入布莱克斯多克先生的棉纺厂。布莱克斯多克先生是住在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老人。他还在工厂里为我谋到了一个绕线工的岗位,于是,我就在那里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每个礼拜可以有1美元20美分的收入。这是一段艰苦的生活,冬天里,父亲和我摸黑起床,匆匆吃完早饭,要在天亮之前赶到工厂。而且,中间只有一小段午饭的时间,黄昏之后还得继续干活。我感到压力重大,从工作中也得不到什么乐趣。但是乌云总是镶着一道银边,因为这让我感觉到我为我的世界—我们的家庭作了些贡献。迄今,我已经赚了亿万的钱,但这些钱所带给我的快乐,都远不及我工作第一个礼拜所赚到的1美元20美分。我已经是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是能赚到面包的人了,不再是父母的负担了。我又经常听到父亲用甜美的声音唱着“小船一排排”,我还经常想着要实现歌词最后几行所描述的内容:

当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

早早地从床上爬起,

驾着船排捕雀鳝,

我们也关心丽琴。

不久,约翰海先生—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线轴制造商,需要一个男孩。他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儿干。我答应了,在他那里,我每个星期可以赚2美元,但最开始的时候,这里让我比在工厂更感到厌烦。我要在线轴厂的地下室里操作一台蒸汽机烧锅炉,这有点儿太难为我了。每一个晚上,我坐在床上,摆弄着气压计。我害怕有时候蒸汽压力太低,上面的工人会抱怨动力不足,又怕有时蒸汽压力太高导致锅炉爆炸。

出于自尊,这一切都瞒着父母。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有要操心的事。我必须忍受这些苦楚,表现得像个男子汉一样。我的期望值很高,每天都盼着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它一定会来到。另外,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地问自己,如果是华莱士,他会怎么做?一个苏格兰男人应该怎么做?我确信一点,他永远都不会放弃。

有一天,机会来了。约翰海先生要起草几份布告,可是他没有文员,自己也不擅长书写。他问我会哪几种字体,并且给了我一些书写的活儿。结果很让他满意,此后,他便让我给他做布告和报表之类,认为我很合适。他很快就发现我对算术也很擅长,让我干其他的事情会更加符合他的利益。不仅如此,我相信这位可爱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头发的男孩印象很好,他心肠很好,有时这个苏格兰人很愿意把我从蒸汽机旁解放出来。对我来说,工作不是那么让人厌烦了,但一件事情除外。

我现在的工作是把新生产出来的线轴放到油缸中清洗。所幸的是,这项工作有一个单独的工作间,只有我独自一人在那儿干活。可是不管下多大的决心、对我自身的弱点感到多么愤怒,都不能使我的胃不再翻江倒海地难受。我想努力克服由于油的气味所引起的恶心,但我始终做不到。这时,华莱士和布鲁斯被证明有多重要了。不过如果我牺牲掉我的早餐或是午饭,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会有更好的胃口,因为我完成了当天的份额。华莱士和布鲁斯的真正的信徒是永远不会放弃的,否则,他宁愿死亡。

和棉纺厂相比,我在约翰海先生处的工作要优越了不少,而且在那里我还结识了不少对我很友善的雇主。约翰海先生使用单条目记账法做账,我可以帮他打理这些事情。但我听说大公司记账都采用复条目记账法。我和我的同事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经过讨论,决定冬天时去夜校充电,学习那更加庞大的记账体系。于是,我们四个上了一家匹兹堡的夜校,学会了复条目记账法。

1850年年初的一个晚上,在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得知大卫布鲁克斯—电报公司的经理,曾问霍格姨父是否认识什么好男孩可以做信差。布鲁克斯和霍格姨父都是跳棋迷,他们是在下棋的时候提出这个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问题的。此类琐碎的小事常常产生意义最为重大的结果,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腔调,不仅能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甚至还能影响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年轻人应该记住,上帝最好的馈赠往往就隐藏在小事之中。

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说他可以问问我是否愿意做这个工作。我记得很清楚,我家还特意为此召开了家庭会议。当然,我欣喜若狂。恐怕没有哪一只笼中鸟比我更加渴望自由了。母亲很赞成,但父亲却有点儿不大同意。他说,这个工作我可能干不了,我年纪太小,身体也太单薄。每周2.5美元的薪水就证明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壮实的小伙子。我有可能在深夜被叫起来送一份电报去乡下,还可能会遇到危险。总之,我的父亲认为我最好还是待在原地工作。可后来他又撤回了他的反对意见,允许我去试一试。我相信他找过海先生商量。海先生认为这对我是个发展的机会,还说,尽管我的离去会给他带来不便,但他仍建议我去试一下,他还好心地说,万一我不能被录用,我还可以再回他这儿,干我的旧工作。

就这样决定了,我得过河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希望和我同去,最后定下来,他送我到电报公司,公司在佛斯和伍德街交叉的地方。那天早上阳光明媚,这是一个好兆头。我穿的是我唯一的一件白色的亚麻衬衫,我常常只在安息日的时候才郑重其事地穿上。外面是蓝色紧身外套和一整套在星期天才穿的行头。我和父亲从阿尔勒格尼走到匹兹堡,距我家大概两英里的路程。到门口的时候,我让父亲在门外等我。我坚持自己单独上楼去见那个大人物,面对我自己的命运。

面试很成功。我很小心地解释说我不熟悉匹兹堡,也不够强壮,可能不会被录取,但是我想接受考验。他问我多快可以过来工作,我回答说,如果需要我当时就可以留下来。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想我的回答也许值得引起年轻人的思考。如果不抓住机会,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岗位,但是有些意外的事情还可能会发生,有些其他的男孩也许正在寻求获得这一机会。既然来了,我就决定留在那里,只要我能。布鲁克斯先生非常和善地叫过另外的一个男孩,让他带我四处看看,我是新来的。他让我跟他走并且学习业务。很快地我找到机会跑去街角,告诉爸爸说一切都很顺利,并且让他回家告诉妈妈说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这就是我在1850年如何开始我人生起点的经过。曾经在黑暗的地下室,我操作着一台蒸汽机,为了每个礼拜的2美元辛勤劳动,全身沾满煤污,生活没有一丝可以得到提升的迹象。而现在,我一下子进入了天堂—是的,对我来说,这就是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还有照耀着我的阳光。我发现自己所知太少了,要学的东西很多,而且基本上,我每一分钟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我感觉我的脚下正是一架梯子,我一定要爬上去。

我只有一点儿担心,那就是我还怕自己学得不够快,不能够记住电报需传送到的众多的不同商家的地址。所以,我开始沿着街道的一边逐个地记录这些房子的招牌,再沿着另一边返回,这样,我就可以把这条街上所有商家的招牌从头至尾记下来。到了晚上,我就依次念这些商家的名字,以此来练习记忆。没过多久,就算闭着眼睛,我也能把这整条街上商号的名字从头至尾按顺序背下来(从街的这边开始,再从街的另一边回来)。

接下来的一步是要认识人,因为如果认识了每家商号中的成员或是雇员,这对信差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便利,往往还可以省下不少的路程。他很可能会碰上一个人,就是他要送信去的那个办公室的。在送信的孩子们中间,这可以算作一个不小的胜利。此外,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大多数人都挺和气),在街上收到信或者受托转交,通常忘不了对这个孩子赞赏一番,这对信差自己来说,也会产生一种成就感。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当电报信差的经历都是愉快的。而且就是在这期间,我奠定了和几个亲密朋友的友谊基础。资格较老的信差被提升到别的岗位上去了,因此需要一个新人,于是来了大卫麦卡戈—他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阿尔勒格尼山谷铁路的主管。我俩搭档,负责东线的信件传送;而其他的两个男孩负责西线。于是,东边和西边的两个电报公司便分离开了,尽管还在同一幢建筑里面。大卫和我很快成了死党,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纽带—他也是苏格兰人。虽然他出生于美国,但他的父亲—甚至在口音上—却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大卫到来后不久,我们的团队需要增加到3个人,这一次,公司向我咨询是否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找来了我的好友罗伯特皮特恩科—日后接替我出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罗伯特就像我一样,不但是苏格兰的后裔,还出生在苏格兰。大卫、鲍勃和“安迪”,成了匹兹堡东线电报信息传送的苏格兰男孩3人组。挣的薪水在当时很可观—每周2.5美元。每天早晨,打扫办公室是我们的例行公事,我们3人轮流着干,可以看出,我们都是从底层干起的。在生活的竞争中,努力奋斗的年轻人不必害怕富家子弟、他们的外甥或者侄子。让他们看看那些从打扫办公室开始起步的“黑马”吧。

那个时代当一个信差有很多乐趣,有时候因为及时送达了信件,会从水果批发店得到一整袋苹果。面包铺和糖果店也经常会给信差糖果糕点,他们说话幽默,对信差的及时表示赞赏,也许还会让他带个信回办公室。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能比这更容易让一个孩子受到关注,而这又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孩子得以晋升所必需的—有智慧的大人物总是在寻觅聪明孩子。

如果超过了一定的距离,我们被允许可以多收10美分,这笔额外收入让我们极为兴奋。可以想到,这种“10美分信件”为每个人所重视,至于由谁去送,我们之间还常常为此发生争执。有时候,有些孩子不按次序,抢着去送“10美分信件”。这就是在我们中间引起严重矛盾的唯一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议把这种信件合在一起,到每个周末再平均分钱。我被推举为“出纳”。和平和欢笑成为此后的主旋律。这种将额外收入集中处理进行再分配的行为,是一种真正的合作。这是我在财务管理上所作的第一个尝试。

对于分到的钱,孩子们认为他们有自由支配的绝对权利。毗邻的糖果铺还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立了户头。这些账户有时候会大大地透支。这时,“出纳”便要正式地通知店主,我不会为那些既饿又馋嘴的孩子们所欠的债负责。罗伯特皮特克恩是所有人中反对最激烈的一个,很明显他不光长着一颗糖牙,他所有的牙齿都具有此种性质。有一天,他向我掏了心窝,说他肚子里养了一些东西,如果不用糖来喂它们,那些家伙就会撕咬他的内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