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梁惠王（上） (2)

［19］罪岁：归罪于年成。

【译文】

梁惠王说：“我对于这个国家，可真是够尽心的了！河内发生了灾害，那里的百姓忍饥挨饿，我就把他们迁移到了河东，又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赈济灾民。河东发生了灾害，我也像以前那样，把百姓迁到没有受灾的地方，还调运粮食赈济灾民。我观察其他国家的政事，没有哪个国君像我这样为百姓着想的。可是，他们的百姓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我的百姓也并没有因此而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道：“大王喜欢打仗，那就让我用战争作比喻吧。咚咚地敲起战鼓，刀锋枪刃相互碰撞，胆怯的一方就会扔掉盔甲拖着兵器逃跑。这时，有些人跑了一百步才停了下来，有些人跑了五十步就停了下来。如果有人凭着只跑了五十步的理由，嘲笑其他的跑了一百步的人，那怎么样呢？”

梁惠王听了，说道：“不能这样。他只不过是没有跑一百步而已，但也是逃跑啊。”

于是，孟子又说道：“如果大王懂得了这个道理，那就不要指望自己的百姓比别的国君多了。不耽误百姓农业生产的时间，就会有吃不尽的粮食；不用细密的渔网在池塘里捕鱼，就会有吃不尽的鱼鳖；按一定的季节进山砍伐树木，就会有用不尽的木材。粮食和鱼鳖吃不尽，木材用不尽，这就使百姓养家糊口和办理丧事都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如果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不满，这就是王道的开始了。

五亩大小的宅地，在房前屋后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织的衣服了。鸡、猪、狗等家禽，不要错过它们的繁殖时机，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亩的耕地，不要耽误生产季节，有好几个人的家庭也能不挨饿了。办好教育，反复向年轻人灌输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肩扛头顶着重物赶路了。七十岁的人能穿上丝织衣服、吃上肉，百姓们都不挨饿受冻，达到这样的地步而不能统一天下，这样的情况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

富人家的猪狗吃人吃的东西而不知道加以制止；道路上都有了饿死的人了，却还不知道打开粮仓赈救灾民；百姓们被饿死了，却推脱说：‘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因为年成不好。’这种说法跟拿着刀把人杀死后，说‘杀人的不是我，是刀’有什么不同呢？大王不要归罪于年成不好，只要施行仁政，天下的百姓就都会前来归顺您了。”

【阐释】

这一章历来被学者看做是孟子的王道思想的施政宣言，中心思想是如何施行仁政，如何由仁政而王道。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在施行仁政和王道时的具体措施，与早期儒家“先富后教”的思想不谋而合。

此外，在这一章里，还引出了“五十步笑百步”这一名言。通过这个比喻，孟子不仅形象而生动地表达了他主张王道、提倡礼乐的理念，而且也第一次让读者领教了他论辩的巧妙技巧和高超水平。

梁惠王自认为对百姓很尽心，而且在言语之中还有些埋怨百姓“不识抬举”，辜负了他的尽心。可是，他的这一堆道理在孟子眼里只不过算是强词夺理罢了，实际上。梁惠王的做法与邻国国君的做法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在否定和批评了梁惠王以后，孟子就势提出他认为的治国的根本之道，也就是要施行仁政，让百姓休养生息。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1 ］承教［2 ］。”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3 ］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4 ］有肥肉，厩［5 ］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6 ］；为人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7 ］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8 ］者，其无后乎！’为其象［9 ］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注释】

［1］安：乐意。

［2］承教：接受教导。

［3］梃：泛指棍棒。

［4］庖：厨房。

［5］厩：马棚。

［6］且人恶之：应是“人且恶之”。且在这里当尚且解释。

［7］恶：何，怎么。

［8］俑：古代祭祀和陪葬用的木人、陶人。由于这些木人和陶人非常像真人，因此孔子觉得这样不好，就很痛恨最初采用木人和陶人祭祀、陪葬的人，将他们称为“始作俑者”。

［9］象：同“像”。

【译文】

梁惠王道：“我很愿意听取您的指教。”

孟子听了，便问梁惠王道：“用木棒打死人和用刀杀死人，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道：“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又问道：“那么，用刀杀死人和用苛政害死人，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梁惠王又回答道：“也没有什么不同。”

于是，孟子说道：“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厩里有健壮的马，可是百姓们却面露饥色，郊外也躺着饿死的人的尸体，这就如同是带领着野兽吃人啊！野兽自相残杀，人类见了尚且厌恶，而作为父母官的国君，在管理百姓事，却如同带领着野兽吃人一样，这样怎么能够做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经说：‘最初造出土俑木偶用于陪葬的人，应该会断子绝孙吧！’这不过是因为土俑和木偶太像真人的样子，却用来陪葬罢了，这样做尚且不对，那又怎么能让百姓活活因饥饿而死呢？”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从侧面批评了当时诸侯的暴政对百姓的凶残和危害，并再次提出保民的主张。众所周知，孟子是先秦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保民、养民、安民的思想主张上。

所谓“保民”，首先是保证百姓的生存权，让他们能安全地活着。孟子认为，作为百姓的父母官，让百姓安全、幸福地生活是执政者的基本职责，贤明的执政者应该采取措施，使百姓免于被天灾和人灾伤害，最起码要做到“取民有度”。

但是，梁惠王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好，因为“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从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看，能达到孟子的要求的统治者没有几个，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看，所谓的保民、养民、安民只是暗藏在知识分子心中的一幅美好蓝图。

但是，尽管孟子的言论从来没有被真正的落到实处，但却并不过时，对当今社会也起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原文】

梁惠王曰：“晋国［1 ］天下莫［2 ］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3 ］；西丧地于秦［4 ］七百里；南辱于楚［5 ］。寡人耻之，愿比［6 ］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7 ］，而可以王［8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9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无疑。”

【注释】

［1］晋国：这里指魏国。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诸侯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其后，周天子和其他各诸侯国承认了韩、赵、魏这三国的地位，称这三家为“三晋”，因此，梁惠王自称魏国为晋国。

［2］莫：没有。

［3］东败于齐，长子死焉：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元前341年，魏国出兵讨伐赵国，赵国抵挡不住，被迫向齐国求救。于是，齐宣王用孙膑的计策，在马陵大败魏军，魏太子申被齐军俘虏，将军庞涓被杀。

［4］西丧地于秦：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元前354年，秦军与魏军在元里交战，魏军大败，秦军占领少梁。在马陵之战后，秦军又多次打败魏军，魏国被迫把河西之地和上郡等地共七百里土地割让给秦国。

［5］南辱于楚：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元前324年，楚军在昭阳的率领下打败魏军，并攻破了襄阳，魏国被迫让出八个县的土地。

［6］比：替、代，意为代替死者雪洗耻辱。

［7］地方百里：这里指面积只有一百里的小国。

［8］王：称王，称霸天下。

［9］易耨：及时除草。

【译文】

梁惠王说道：“我们魏国曾经是诸侯国里最强大的国家，天下再也没有比它更强大的国家了，这是您所知道的。可是，王位传到我这一代的时候，在东边，被齐国打败，连我的长子都战死了；在西边，又把七百里的土地丢失给了秦国；在南边也受到了楚国的欺辱。面对这种情况，我深感惭愧，想要替所有的死难者报仇雪恨。请问老先生，我该怎么做呢？”

孟子回答道：“国土只有方圆一百里的国家也能够使天下威服。如果大王能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减轻赋税，倡导深耕细作，及时清除杂草；让年青人在闲暇之余学习孝顺、尊敬、忠诚、诚实的品德，做到在家能侍奉父兄，出门能尊重长辈，这样，他们即使拿着木棒，也可以打败那些盔甲坚硬、刀枪锐利的秦楚军队了。

秦国、楚国和楚国的国君常年侵占百姓的农时，使他们不能深耕细作来侍奉父母，父母挨饿受冻，兄弟妻子东奔西散，他们使自己的百姓陷入痛苦的深渊，如果大王前去讨伐他们，有谁来抵抗您呢？所以说：‘施行仁政的人是天下无敌的。’请大王不要疑虑！”

【阐释】

有人指出，可以从这一章里看到孟子不被容于诸侯的原因：他不像苏秦、张仪等崇尚“诈力”，处处考虑国君的利益，相反，他总是首先考虑百姓的死活，让诸侯们总是“南辕北辙”。

的确如此，在这一章里，面对梁惠王急于洗刷败军失地的耻辱的心理，孟子却根本不理会这些，答以如何通过施行仁政以保民富民、最终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尽管从最终的目的看，梁惠王照着孟子的话去做，也能雪耻复仇，但这个过程总归太漫长了些。孟子真是有些答非所问了。

孟子的观点主要在这些方面：一是“施仁政于民”。在这方面，又以调动百姓的劳动积极性以发展农业为主，不管是省刑罚，还是薄赋税，都是围绕着发展农业的中心提出的。二是加强对百姓的道德教育问题，这与儒家一贯坚持的“政治教育”主张相吻合。儒家强调教育的核心是“孝、悌、忠、信”，认为德育是第一位的，知识还是第二位的。这有助于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

在这一章里，孟子还提到了“省刑罚以施仁政于民”的主张，因为“省刑罚”是孟子提倡的仁政的重要内容。那么，怎么看待刑罚在仁政中的作用呢？

根据孟子的主张，国君对施行刑罚不能太过苛重，而应该以“省略”为主。众所周知，过度的严刑峻法会使人人自危，最终会导致上下离心，进而危及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稳定。正是因为孟子看到了“重刑罚”的负面效应，所以，他从施行仁政的角度出发，反对严刑峻法，主张对百姓加强道德教育，行“不忍人之刑罚”。

孟子极力主张“省刑罚”，但又并不完全排斥刑罚，而是强调“以刑辅德”。从实际情况看，如果仅仅凭借国君的善心，也不能完全处理好政事，也就是说，只有“德法相辅”，才能取得他预想的效果。这就是孟子并不主张“去刑罚”，而是强调德刑兼施、以德为主的原因。

从历史的眼光看，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诸侯争霸的环境中，孟子能提出“省刑罚”也是难能可贵的，具有很明显的积极意义。

【原文】

孟子见梁襄王［1 ］，出，语［2 ］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3 ］而不见所畏焉。卒然［4 ］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5 ］。’

“‘孰能一也？’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也。’

“‘孰能与［6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