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贝多芬传 (5)
1815年，他的兄弟因肺结核逝世，留下了一个儿子。贝多芬将自己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部倾注在了这个孩子身上。为此，他又要遭遇到痛苦与折磨了——似乎有一种慈悲的眷顾，在费心地、不断地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使他的才气不乏营养。——首先，就是他要同那个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卡尔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的监护权。他这样写道：
“啊，上帝，你是我的城墙，我的防卫线，我唯一的避难所！你能看穿我的心灵，你知道在我不得不容忍那些想要与我争夺查理——我的宝贝的时候，我所承受的苦痛！[贝多芬在写给斯特莱歇尔夫人的信中说道：“我从来不会报复。当我忍无可忍而采取行动对付别人时，那纯粹是出于自卫，或为了阻止他们作恶。”
]我不知该如何称呼的神明，请听听我的呼唤吧，请接受你最不幸的造物者所发出的热烈祈祷吧！”
“啊，上帝！拯救我吧！你看，我现在已经被全人类抛弃了，只因为我拒绝与不义妥协！接受我的乞求吧，我只求将来能与我的卡尔一起生活！……啊，残酷的、无法改变的命运！不，不，我的不幸将永远不会结束！”
后来，这个被强烈地爱着的侄子，辜负了他伯父对他的信赖。在贝多芬写给他的信中，充满了痛苦和愤懑，就像米开朗基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一样，但贝多芬的信更加天真，更加动人：
“难道我还要再一次接受这种卑劣无耻的无情无义吗？好吧，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的话，那就随它去吧！当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知道这些事情后，都会恨你的……如果我们维系我们关系的约束你不堪忍受，我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一切均能按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把你交给我至高无上的神明；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敢于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
“你已经被惯坏了，但学会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是没有害处的；你对我的虚伪让我心痛万分，无法遗忘……上帝为我作证，我只幻想着能离你千里万里，远离这可怜的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无法再信任你了。”
然后他签下这样的署名：“你可怜的父亲——或者最好不是你的父亲。”
接下来，他心软了，开始了一番宽恕：
“我亲爱的儿子！——不必再说什么了——回到我的怀抱中来吧，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我将以同样的爱接受你。对于如何安排你的未来，我们可以友好地商量。——我以我的名誉担保，绝对不会责备你！责备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会给你更多的疼爱与照顾。——来吧，到你父亲贝多芬温暖的怀抱中来吧。——来吧，收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还用法文写了一句话：“如果你不来，你必将置我于死地。”）
他哀求地说：“不要撒谎，要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好儿子！如果你像别人那样，用虚伪来回报我的话，那是多么丑陋啊！……别了，不曾生你却抚养过你，并为你的智力发育竭尽心力的人，超越了父爱的情爱，从心底里希望你能走上善良、正直的路。你的忠诚的好父亲。”
侄子是聪慧的，贝多芬原本想把他引上大学之路，但在为他的将来做过各种各样的规划之后，贝多芬不得不答应侄子的要求，同意他去做商人。但卡尔出入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奇怪的是，贝多芬的伟大情操不仅没给侄子带来益处，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怨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体现其可耻灵魂的那句可怕的话：“我变得更坏了，因为伯父要我上进。”
1826年夏天，卡尔竟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反倒是贝多芬差点儿为此送了命。这个可怕的打击再次重创他早已脆弱的心。[当辛德勒见到贝多芬时，他说贝多芬好像一夜之间变成了七十岁的老人，精神委靡、步履蹒跚、全身乏力，没有一点意志。如果卡尔死了，他也不想活着。——事实上，几个月后，贝多芬便去世了。
]卡尔被治愈了，他的伯父直到临死前都一直饱受折磨。而伯父之死，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前，卡尔并没有陪伴在他身边。——几年前，贝多芬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没有抛弃我，将来一定有人为我送终。”——遗憾的是，送终的并不是他称作“儿子”的那个人。
即便深陷忧伤之中，贝多芬仍然歌颂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规划。自1793年在波恩时起，他就对此有所考虑。他一辈子都想歌颂欢乐，并以此作为他作品中的一部终曲。他的一生，始终都在思考歌颂的确切形式，以及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最合适，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都在犹豫。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应该注意的是，《第九交响曲》并非是大家所听到的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叫《以欢乐颂歌为终曲的合唱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有另外一种结尾。1823年7月，贝多芬想在曲子里加入一支用某种器乐演奏的《终曲》，后来，他把这个乐器演奏曲用在了第一百三十二号作品中那个四重奏里去了。切尔尼和森雷特纳肯定地说，在演奏（1824年5月《第九交响乐》）之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这一想法。
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是有极大技术难度的，这一点，可以通过贝多芬的稿本看出来。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进合唱，他作了大量的尝试，甚至还想到用别的方法来代替。在“柔板”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这样写道：“也许合唱加在这里会很合适。”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同忠实的乐队说分手。他说：“当我产生一个灵感时，我就仿佛听见一种乐器正在弹奏它，而不是人演唱的声音。”因此，他总是尽量延后引用人声的部分，甚至用乐器开头，就像《终曲》《欢乐颂》那样，把欢乐的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来演奏。
对于这些延后和犹豫，我们必须更深一步地去了解。因为其中还有更深远的原因。这个饱经忧愁折磨的不幸者，始终都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而他却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因为他不断地被卷入激情的旋涡，为忧愁所苦。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如愿以偿，并成就了一部多么伟大的杰作啊！
当欢乐的主题即将展现于世人时，乐队突然中止。一时间，寂静一片。这使引入的歌唱带有一种神秘、天堂般的气氛。这个主题确实是个神明。欢乐从天而降，包裹于超自然的平静之中：它用轻柔的气息安抚着人间的痛苦；当它悄悄渗入病痛初愈的心灵之中时，最初的接触是那么温柔，恰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所说的，“因看到他那双温柔的眼睛而很想流泪”。当主题随后转入人声演唱时，首先出场的是低音部，一种带有严肃而压抑的情调。渐渐地，欢乐抓住了人的全身。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就像浩浩荡荡的大军行进一般，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发出的呼喊，似乎他创作时正奔驰在田野上，如痴如醉，激动狂放，如同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之中。紧接着战斗的欢乐是宗教般的陶醉。随即又是神圣的狂欢，一种爱的疯狂。整个人类全都向苍穹伸开双臂，发出强烈的欢呼，冲向前去迎接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中。
天才的作品终于征服了平庸的群众。维也纳的轻浮之风也因此受到了动摇与震撼，因为当时正值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一统天下。忧伤受辱的贝多芬想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如同1809年那样，几位高贵的朋友又一次恳求他千万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创作了一部圣乐[这里指的是第一百二十三号作品《D大调弥撒曲》。
]，您在其中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所启迪自己的那些情感。超现实、圣洁的光照进了您那伟大的心灵，也照亮了这部作品。另外，我们也知道，您的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最近几年的隐遁生活，使所有关心、关注您的人感到怅然。[贝多芬穷困潦倒，为家事、琐事所困扰。从1816—1821年期间，贝多芬只创作了三部钢琴曲。他的敌人说他已经江郎才尽，但1821年，他又开始了创作。
]大家都痛苦地想，当一种外国音乐在设法移植到我们的舞台，企图将德国艺术彻底被人们遗忘时，那位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却保持沉默……整个民族都将希望寄托在了您的身上，期待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荣光，不被时尚束缚而创造出一种真与美的时代，只有您才能担起这个重任……但愿我们的这份心愿能尽快实现……但愿仰仗您的天才，未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整个世界，都会绽放出更多更美的鲜花！”这些恳切的信件内容说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不单是在艺术方面，而且在道德上都享有较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在颂扬他的才华时，想到的第一个词儿既不是学问，也不是艺术，而是信念。
这些话语深深地打动了贝多芬，他决意留下来。1824年5月7日，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盛况空前。当贝多芬出现在舞台上时，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而且是连续五次；在这个讲究礼仪的国度，即使是皇族驾临，按惯例也只是行三次鼓掌礼。交响曲可以引起人们狂热的骚动，这种狂热程度竟然惊动了警察。许多人甚至激动得当场哭起来。音乐会结束后，贝多芬因为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昏昏沉沉地和衣躺着，整夜未吃未喝，直到次日早晨。
胜利只是短暂一瞬，音乐会对贝多芬来说，毫无赢利之处。音乐会没有让他挣到钱，物质生活依然窘迫。他贫病交加，[1824年8月，贝多芬在写给巴赫医生的信中，提到他经常担心自己会猝死。“我同我的祖父实在是有太多相像的地方了。”他胃痛得很厉害。1824年冬天，贝多芬的病情有所好转，但第二年，他开始呕血并且流鼻血。他写信给卡尔：“我已经衰弱到了极点……恐怕要不久人世了。”
]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战胜者：人类平庸的战胜者，他自己命运的战胜者，他的苦痛的战胜者。
“牺牲，永远牺牲人生的愚钝，为了你的艺术——凌驾于一切的上帝！”
他终于抓住了他的终生目标，抓住了欢乐。可是他能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长期停留吗？——当然，他还会不时地跌落到往日的忧愁与伤痛之中。就像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就充满着怪异的阴影。然而，《第九交响曲》所获得的胜利好像已经在他身上印下光荣的痕迹了。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1827年，贝多芬在写给莫舍勒斯的信中说道：“我已经完成一部交响乐和一首新的序曲，初稿都放在我的书桌上了。”但这份初稿从未被发现。我们根据贝多芬的笔记，发现《终曲》大合唱并没给《第九交响曲》，而是留给了《第十交响曲》。后来，他解释道，想通过《第十交响曲》实现“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和解”，这也正是歌德在《浮士德》的第二部中，试图达到的目的。
]《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克里尔巴策的《曼吕西纳》谱曲，为科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贝多芬自1808年起，便有意为《浮士德》谱曲，这是他一生最重视的计划。
]谱写音乐，还有《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这些都显示出他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代的大师们宁静恬适之境，就像巴赫和亨德尔。而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的明媚，倾向于法国南部或他梦想游历的那个意大利。
1826年，贝多芬见到施皮勒大夫，施皮勒说他容光焕发。同年，当克里尔巴策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反倒是贝多芬鼓励这位颓丧的诗人要振作。克里尔巴策感慨地说：“啊！如果我能有你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就好了！”时事艰难：反动的专制势力压迫着人们的思想。克里尔巴策叹息道：“我已经被审查制度杀害了。如果你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洲了。”但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束缚住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弗雷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文字被束缚住了，但幸运的是，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就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国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感受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