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发展与机遇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本书将明初近70年的中琉关系置于东亚区域秩序演进的整体视阈下进行探讨。通过搜检关联性史料，依托奉天门晓谕、杨载凿空、李浩市马、梁民出使、地保奴移居、吕渊使日、柴山渡琉等重要交往事件，分析明朝与琉球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兼及其与北元、高丽、朝鲜、日本、倭寇等的内在联系，尝试构建立体、动态、系统的“明初中琉关系相”，借以凸显明初东亚国家关系的广泛联动性和区域秩序构建的复杂过程。

《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广泛荟萃国内外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和动向，展开多元、细致的学理讨论，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提供基础理论和方法，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与研究提供知识增量。本期收录了卷首语、学理探幽、思者对话、前沿巡礼四个栏目。

《中外关系史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21年创办，李兴教授任主编，陈奉林教授任副主编，立足于本土资源与全球史观，以东方区域和世界视角，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研究与整体推进，反映中国外交和中外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社会关系等研究的前沿与动向，探讨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打造世界史和中国史融通的学科交叉平台，培养中外东西博通的专门人才，推动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东方外交史、世界史和区域国

本书从丝路地缘环境切入，对丝路绿洲地带、丝路草原地带、丝路海陆交会地带等三个不同区域展开深入研究，旨在梳理丝路不同地带的商路或古道、驿站或古都等的地缘环境变迁的内涵、方式，分析丝路不同地带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的规律、特征，以及廓清中国西部周边地区间在辟路交往、靠路发展、借路繁荣的文明成长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经验与教训等，为建设中国西部周边地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

本书整体爬梳了三十余种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文献。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出发，结合文献考证、田野调查等多种手段，重构了明末朝鲜使臣的使行路径（山东登州府段），全面、如实地再现了明末朝鲜使臣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空间。

印度与中东（西亚）是人类古代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两者山水相连，文明交往高峰迭起，经年不断。20世纪以来，印度与中东国家面临殖民压迫和统治、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等严峻挑战，努力谋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经过多年积累，21世纪的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呈现出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四角齐全”的崭新格局，全面发展双边关系成为双方有效应对当今世界格局变化和秩序重构的理性选择。印度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维度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