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小说思想论稿

本书通过细致梳理鲁迅在台湾传播、接受的文献史料，力求直观而完整地呈现鲁迅在台湾传播的历史轨迹，同时亦对史实进行客观的评价和深入的理论阐释，概括鲁迅在台湾文学、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意义。本书所提示的“台湾鲁迅”经验，不仅可为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维度，而且也丰富了“中国鲁迅”与“东亚鲁迅”形象的历史细节和精神面向，对于重新勾勒鲁迅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在全面梳理王猷定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围绕其家世、生平、交游、古文创作与诗歌创作等方面，以古文史、诗歌史的开阔视野，进行系统、深层次的整合研究，将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加以审视，努力做到文献考证和理论阐释相结合，既规避琐碎的文献堆积，又拒绝空疏的理论推演，“从文献进入文心”，力争角度新颖，视野开阔，论证绵密细致，以对王猷定文学创作特色、文学史地位给予准确论定，丰富文学史研究，推进清初文学研究进程。

本书分四个阶段回顾了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的历程。第一阶段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即1909年至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1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第二个时期，其特点是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大。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则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的声音问题一直是诗学的热议话题。声音最初指的是诗歌的音乐属性，但由于音乐本身并不是诗歌，而音乐性也不能嚢括当下汉语新诗的美学特征。因此，采用声音一词更具有效性。此外，音与声存在着差异，指向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音在诗歌中主要指的是与音乐相关的规律，以书面的语言文字为主，声偏重于通过音乐伴奏形式或者其他口头方式产生的综合效果。本书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语新诗为研究对象

文学关注“人”，特别要表现人的“三性”，即：“兽性”“人性”与“神性”。设置“神性”的标准，不是为了达到“神性”，而是为了获得“人性”，不至于处身“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表现“人性”，总是不能离开“神性”的立场；文学是“人学”，总是要有“神学”的参照。这是文学的魅力。本书认为，相对于“启蒙”“革命”“批判”“生存”等现实主义要义，当代中国文学的力量也源自神学精神层面的“博爱”，“博爱现实主义

承续楚风流韵和丁玲、周立波文脉，“文坛岳家军”及所谓“文学德军”集体走进新的世纪，经过近20年来的淘洗、冲刷、冶炼和转型，洞庭湖区域再次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诗人，形成湖区特有的文学气象，而研究和推介洞庭湖区域文学创作，亦成为本土文学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全书共分4篇9章53节。第一篇“现象论”集中论述“桃花源诗群”和“武陵小小说现象”。第二篇“作家论”重点研究昌耀和少鸿两位作家。

当今中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当代文艺也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应势发展，并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了新的文艺现象、文艺方法、文艺思潮等。今天，文艺理论研究者既要面对文艺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见解，也要探讨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新表达、新方向、新形态。在中华民族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今天，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也在“后理论时代”语境中获得了更多的全球性空间。本书

本著研究文艺鉴赏活动发生与发展、鉴赏主体的期待视野、鉴赏客体的审美特征、鉴赏过程的审美描述和上品文艺鉴赏的实现，系本领域十分罕见的系统研究专著。适合海内外广大文艺爱好者阅读；该作者还被业内诸多学者视为文艺鉴赏学研究第一人。

《文学研究法》本书是在旧学与新学交替之际，桐城派作家系统阐述桐城派文论的唯一专著，对桐城派文论做了新的整理和阐述。该书在体例上模仿《文心雕龙》，内容上强调文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强调文学风格存在于作品和创作主体之中，将桐城文论与时代接轨，开创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向的先河。其文资料丰富、行文严密、文字雅洁，颇具桐城风采，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语言学极有参考价值，对文章学体系的构建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