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的振摆

本书在前贤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敦煌文献、碑铭、墓志、家谱等新出土文献，探讨了东迁色目人的西域文化背景及其历史渊源，色目作家的创作情况。以大都不忽木家族、贯氏家族、廉氏家族，中原崇喜家族、马袓常家族，福建王翰家族为例探讨了色目家族文化文学的发展演变，揭示了色目家族东迁后家族文学创作水平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本书还探讨了色目作家文学创作的地域特征，阐述了色目作家与元代理学的关系及其对元代文坛的影响。

本书辑录了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这两个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包括《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论巴金的小说》《“五四”时期散文的发展及其特点》等。

具体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学：审美与历史视域》，主要围绕文学的“审美”与“历史”展开论述，文学之所以未曾被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覆盖，“审美”的存在无疑是一个重要理由。而强烈的审美愉悦诉诸感性，但审美经验不仅是几件艺术作品带来的心理潮汐，而且可能转换为另一种历史认知。当然，所谓的历史认知包含不同的视角与观念。审美的介入就是与这些视角与观念形成积极的对话，这个对话过程就是一

本书从哲学、美学、艺术史、社会生活变迁以及东西文化交流等层面探究唯美主义思潮的发生语境，梳理其在19世纪主要欧美国家的发展谱系，将其“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学理念细化为“艺术高于生活”“艺术自律”“艺术拯救人生”等层次并展开深度阐释，指出唯美主义诗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既有相互对应的一面，又有互相错位的一面。

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长安和洛阳在唐代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作为唐代文人最集中的活动场域，兼具地域、城市及帝都多重文化的特殊属性，两京对唐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因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在唐代政治地位的差异，长安和洛阳相应生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京城文化，唐代诗歌对其亦有

本书从民族意识视角切入，以1931年至1945年间沦陷时期文学为研究对象，从作家作品、文学期刊、集体记忆、文学思潮、叙事症候等方面探析沦陷区文学中民族意识的表现形态及其意蕴。本书大量使用第一手史料，较为系统地从民族意识视角对沦陷区文学进行整体研究，较为深入地揭示出特殊语境中民族意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可塑性，并展现出沦陷区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研究结果充分证明民族意识是沦陷区文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思想资

“二战”前夕，在德奥犹太难民无处避难的情况下，中国向他们伸出援手。在流亡中国期间，犹太流亡者真正接触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打破了原有的刻板印象，产生了新的更真切的认识。他们在上海及中国其他地区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如文学创作、创办刊物、演出戏剧，不仅团结了在华犹太流亡者，帮助其融入中国社会，而且也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本书搜集翻译了犹太流亡报刊（如《上海犹太纪事报》《八点钟晚报》《犹太信息报》

本书分三大部分，分别从文本细读、史料研究和学人评议等方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文本与方法”注重文本细读，从具体的文本出发，利用新批评的细读原则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叙事学方法，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对文本的人物形象、叙事艺术、主题意蕴等多方面深入开掘，力图得出一些创新性的结论。“史料与问题”主要是从文学史料、文学期刊、文学版本等文献出发，采用无征不信、论从史出的史学原则出入于文学历史，在触

吉川幸次郎的中国学研究生涯可分为经学时代、元曲时代和杜甫或杜诗时代，他的元曲研究和杜甫研究是在他的经学基础之上展开的。本书以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和杜甫研究为重点，梳理了他的元杂剧研究和杜甫研究的特色，旨在研究他如何剖析元朝的时代风气和元朝人文学伦理的转换对元杂剧兴衰及文学性格的影响，以及他如何试图将杜甫作为典型来探讨文学的尊严；同时本书试图以其师狩野直喜的教诲和黄侃给予的启示，还有吉川幸次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