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媒介时代小说叙事理论研究

本书是一部解读唐代咏侠诗的文化读本，适合对唐诗及侠文化感兴趣的读者。唐代咏侠诗以侠义精神为主题，是了解唐代社会风貌和审美趣味的重要文本。在诗中，侠客们行走江湖、戍守边塞，或风流倜傥，或雄浑悲壮，是唐代尚武风气和文人建功立业理想的体现，更对后世武侠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从侠客精神的起源讲起，从先秦两汉的游侠列传到魏晋六朝的咏侠诗，再到唐代咏侠诗时达到鼎盛；在不同时期，咏侠诗的风格也各不相同，

本书以1919—1949年《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为对象。以新译今译、文学史教科书、民国期刊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对在中西方文化强烈碰撞时期的《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与归纳。此时期以新变、多元、交叉为特色的《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是《诗经》学、古典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诗经》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的影响不容忽视。

本书清理了媒介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媒介的角度为文学的发展寻找到了终极的“物质动因”，并详细论述了媒介与符号、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本书尝试建构了新的文学史观，分别从媒介和符号的角度重新进行了中国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得到了不同于以前的分期结果。本书对中国诗歌体裁的演进原因及路径从媒介和符号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找到了推动文体发展的本质力量，提出了“乐诗”、“文诗”的新文类。

本书以宋代家书为研究对象，梳理了自战国到宋代的家书发展历史。在全面整理宋代家书文献的基础上，将其进行分类并概括其整体面貌。通过家书探讨宋代士人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诸多内容，深入发掘宋代政治经济等重大事件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以及士人由此产生的应对策略。家书中的教育思想和治家理念是宋代家书的精华所在，也是家学、家教、家风的突出体现，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同时，家书还是宋代士人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通

本书集合王兆胜、李琳等多位学者研究新时期文学的相关论文。它立足于中国立场，以历史性态度、世界性视野、前瞻性眼光，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理论与方法进行辨析，寻找其内在规律，评估其功过得失，为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启示。这里既有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整体探讨，也有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现代文论学科发展现状的宏观描述，还有对热点和前沿问题的追踪反思。理论与实践结合，微观与

范晔有些才华，因卷入刘宋皇族内讧而被杀。其所处之南朝著史风气兴盛。受家学影响，其《后汉书》重儒术，崇王道，尊仁政，颂忠节，要“正一代之得失”。全书体例及人物，承自《东观汉记》及诸后汉史著。范晔吸收前人成就，化为己用，新设类传，人物类型的丰富性、人物形象的感染力直逼《史记》；采用“牵连法”，使合传更像一个整体；人物传记，虽头绪较繁，但前后关联，杂而不乱。叙述语言简中见密，简中见丽，序、论为其亲笔，倾

一般叙述学的叙述定义、基本概念框架与理论建构，需突破经典叙述学的“语言、尤其文字中心主义”的视野局限，其“文字中心主义”可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戏剧（模仿）与叙述的区分。其实，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属于故事。古希腊早期文化中的故事观念无媒介限制，且与叙述近乎同义，人类的早期故事形态，也多以口述、仪式表演等形式展开，其原生口语文化形态下的演述模式也在后来的文字叙述中留下踪迹。叙述早已积淀为一种经验

《诗经》中的《周南》《召南》（简称“二南”），是《诗经》“国风”最重要的内容，也是《诗经》研究中争议最多的部分。前贤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宏观把握和系统性不够。而且资料也比较零散，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书运用文学地理学和文史考证研究方法，从多学科的视角，结合地方文献史料，对《诗经》中“二南”的名称、地域及时代进行了辨析；梳理了先秦至近现代“二南”研究的内容、特点及研究价值；探讨“二南”诗歌的

《艳异编》及其续书包括《艳异编》《广艳异编》《续艳异编》，其中《续艳异编》是《广艳异编》的精选本，是选本的选本，内容完全出于《广艳异编》，因此本书不再对其进行具体研究。《古艳异编》《艳异新编》虽然在篇名上与《艳异编》相关，但实际上并不能算作《艳异编》的续书，因此，本书以《艳异编》《广艳异编》为主要研究对象。本书从选本的角度出发，具体整理相关篇目的故事源流，正文后面附有近八万字的附录，为学界相关研究